文艺“沪”兴： 来自500年前的启迪-z6尊龙旗舰厅
阅读提示：“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家，犹如漫天繁星，让人高山仰止。敬仰之余，我们亦想以一定的方式亲近他们，或者使他们更加亲近我们。这样一来，我们方能更深刻地触及那些灵魂的温度，受其启迪，以开创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艺复兴。”
记者｜阙 政
文艺复兴三杰，20余位大师，459件真迹，横跨 500多年的历史……深秋的上海迎来了史上罕见的重磅展出——“奇迹：贝利尼家族与文艺复兴特展”，从文艺复兴三杰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珍品，到巴洛克早期代表人物鲁本斯的作品，再到现当代艺术大家安迪·沃霍尔、博伊斯、达利、 杜尚等向文艺复兴致敬的作品，一场文艺复兴精神文化盛宴，摆在人们面前。位于喜玛拉雅美术馆的展览从9月28日开幕，一直将持续到12月23日。
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大展不仅旨在让中国观众看到重磅真迹，更试图还原整个文艺复兴时代的辉煌，寻找500多年前的文艺复兴精神，在展示大师级的作品之余，寻找他们与当下的链接，希望通过重提文艺复兴精神，引领文艺“沪”兴。
那些响彻欧洲美术史的名字
米开朗基罗、达·芬奇、拉斐尔、鲁本斯、多纳泰罗……这些响彻欧洲美术史的名字，你从前或许看过画册，看过复制品，看过3d效果图，但这一次来的，通通都是真迹！
此次大展由上海喜玛拉雅美术馆、意大利贝利尼博物馆、达·芬奇理想博物馆三方合作。在9月20日的开箱仪式现场，证大集团创始人董事长戴志康，贝利尼家族21代传人、贝利尼博物馆馆长路易吉·贝利尼、达·芬奇理想博物馆国际协会主席阿涅塞·萨帕托、达·芬奇理想博物馆馆长亚历桑德罗·维佐西悉数到齐，共同揭幕大展的3件“开箱作品”——
达·芬奇的素描《骑士》被认为是他未完成的一幅作品——原本是一本书的夹页，贝利尼家族在发现后将其收藏，画面上至今仍留有折叠过的痕迹。米开朗基罗的彩绘灰泥作品《耶稣下十字架》，同样来源于贝利尼博物馆，描绘的是“耶稣下十字架”的场景，一个同时代的画框使这幅多色浮雕更显珍贵和卓越。而拉斐尔的布面油画《施洗者圣约翰布道》，以他的天资和严谨柔雅的演绎技巧，描绘了施洗者圣约翰的布道场景。不管是谁注视到这幅画时的第一感觉，都是色彩鲜艳，尤其是祭服和服饰的黄色和红色及构图的完美均衡。
不仅有如此重量级的三件珍宝作为“开箱作品”，大展还采用三大板块的展区，试图重现文艺复兴时期的辉煌：
第一板块就堪称是整个文艺复兴的重现——600多平方米的中心展厅铺以神秘的黑色镜面地板，以vr虚拟现实投影技术还原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教堂的天顶画面，呈现的正是“蒙娜丽莎”的世界——文艺复兴以来以达·芬奇的《蒙娜丽莎》为主题创作的作品系列，包括萨莱的《裸体乔康达》（约1516）；创作于16世纪、至今未知作者的蒙娜丽莎；马歇尔·杜尚的《l.h.o.o.q》（俗称“带胡须的蒙娜丽莎”）；皮耶罗·马费索里的《玛利亚·阿布拉莫维奇和中国的长城》；安迪·沃霍尔的蒙娜丽莎以及萨尔瓦多·达利以蒙娜丽莎原作创作的《达利的胡须》等等贯穿艺术史的蒙娜丽莎。
第二板块以来自贝利尼家族的收藏为主线，五个展厅分别还原了贝利尼家族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客厅、餐厅、起居室、私人祷告厅以及收藏厅。每一个空间除了陈列家具、装饰摆件以及挂毯等古董作品以外，文艺复兴大师巨匠的经典之作也穿插在内，包括达·芬奇的《自画像》（1505-1510），米开朗基罗的《耶稣下十字架》（1510-1530），拉斐尔的《圣母子》（约1507）等；以及文艺复兴早期、15世纪最杰出的雕塑家多纳泰罗的《圣母与子》（15世纪）、卡纳莱托的《随想：威尼斯大拱廊》（约1765）、鲁本斯的《丘比特与普赛克》（16世纪）、贝亚托·安杰利科的《圣母玛利亚和圣子》（15世纪）等等。
第三板块则以“神话与较量”（myth & rivairy）为主题，呈现来自达·芬奇理想博物馆的经典收藏。展览创造了一个与15-20世纪间重要作品近距离相遇的机会，从德西德廖·达·赛蒂尼亚诺、安托内罗·达·梅西那、 拉斐尔、米开朗基罗，一直到杜尚以及其他将达·芬奇看作是古代先锋的现当代艺术家们。试图还原一个去掉光环后真实的达·芬奇，还原他的语境，他留给世界的遗产和关于他的神话的共通性——尤其是以“达·芬奇与中国”作为收尾，更凸显了达·芬奇的魅力行诸世界无碍。
大名鼎鼎的贝利尼家族
你可能已经发现，此次大展中的许多珍品（包括3件开箱作品）都出自一个共同的地方：意大利贝利尼博物馆；而这个博物馆背后，又指向了一个在文艺史上赫赫有名的家族——贝利尼家族。
在意大利，这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家族，他们是著名的美第奇家族的分支，是威尼斯画派领军人吉奥瓦尼·贝利尼的后人，他们传承 600 多年，历经 21 代，整个家族在纽约、伦敦、摩纳哥、威尼斯、佛罗伦萨建有多座博物馆，馆藏超过 20000 件艺术珍宝……毫不夸张地说，贝利尼家族就是世界收藏史上的一个传奇。
而此次大展的联合策划人，正是贝利尼家族第21代传人路易吉·贝利尼（luigi bellini）和上海喜玛拉雅美术馆创始馆长、理事会理事长沈其斌。据悉，贝利尼家族传到第21代只剩两位家族成员，一位是路易吉·贝利尼先生，另一位是他的堂姐，如今住在加勒比海，过着比较现代的生活，没有结婚生子。而家族中仍然活跃在古董界、艺术界的，就只剩路易吉·贝利尼一人。
在路易吉看来，“我们的家族人数并不是那么多，但是每一个家族成员都做了一些很重要的事情，这个重要性是对人性来说的。我们的家族成员分散在世界各地，在他们生活的城市留下了一些重要而有价值的东西，也留下了很重要的意义。几百年下来，家族传承最重要的不是金钱而是文献。很可惜的是，一次洪水毁掉了很大一部分文献，但还有一些。我的祖父在二战结束以后，重建了被毁坏的三圣桥，那是这个城市的象征之一。洪水之后，我们不仅把钱捐给受灾的人，也买来了他们需要用的一些生产工具。他们可以用这些工具重新开展自己的生产，获得自己的生存来源，因为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们家族更加重视的是人本身，而不是金钱。”
对他而言，继承家族遗产的最重要使命，就是“如何让文化受到尊重”，“让文化和商业的结合往前走”。“所以文化这个词对我来讲是一个关于道德的概念。如果我不继承文化事业，对家族来说是不道德的行为。我之前有一位阿拉伯朋友，来到我的办公室，他开玩笑地说，这画非常美，但是你是生活在金笼子里面的鸟。不管你多么神圣多么美丽，最后你会在这个地方离世。不管多么漂亮，多么好的古董或作品相伴，你终将会在这儿离世。”
年少时的路易吉·贝利尼最想做一个歌手，也出了很多唱片。“但是家里的责任让我不得不放下继续做歌手的愿望，来继承家族事业，这是一种责任。为这个责任，我便投身于这个家族事业。我现在的重点就是让我的女儿习惯加入这个事业，不管她愿意还是不愿意，因为我只有这个女儿。”
路易吉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在时尚产业当设计师，二女儿在从事家族事业。二女儿之后是否还必须传给家族成员？他说未必，“最重要的是传承”，他并不介意外姓，只要艺术得以传承。
中国的艺术品产业还没有到家族传承的阶段，但毫无疑问，正处在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财富积累迅速且数额庞大，同时也面临着中国社会的财富转型。对于社会转型中的财富传承，路易吉有自己的看法。“有一个叫做文化经济学的概念：很多人觉得文化和经济是两个分开的概念，其实不是。对于我来说，文化是在经济当中的，提文化经济概念，一方面是让年轻人尊重艺术，尤其本国的艺术、挖掘出来的原来存在的艺术。同时让他们明白，这些东西是可以跟财富结合的。它们可以通过某种方式跟经济结合，而不是完全独立于经济。另一方面是要教育和宣传，我自己也在做。我创建了艺术经济的学科，通过学习、考试，了解艺术经济。这个概念和中国不一样，不是通过经济学习来驾驭艺术经济，而是让两者相互交融在一起。这个学科已经形成了理论，也有罗马的学校，比如罗马大学等招了很多人做这个课题。但是由于年龄的问题，我最终并没有实现它。但这是非常有意义的。比如一个城市经历了灾害后，如何重新用艺术结合经济的方式，把这个城市重建起来。”
再现文艺复兴之光
是次大展的珍贵性，不仅在于她带来了如此难得一见的众多重量级作品，更是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努力还原了“文艺复兴”的风貌和精神。
“文艺复兴”一词的原意，是指“古希腊、罗马古典文化的重生”。这一场发生在14世纪至17世纪的文化运动表面上是推动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复兴，实质上是在思想和文化领域里的反封建反宗教神学斗争。其中主要的表现是“人文主义”的兴起，影响遍及文学、哲学、艺术、政治、科学、宗教等知识探索的各个方面。
可以说，文艺复兴是人类文明进程中一场史诗般的波澜壮阔的人文革命。经历了500多个春秋岁月，它的光辉依然辉耀世界历史，亦给后人以持续的滋养和启迪。它是人类文明进程当中重要的里程碑，更是处于人文缺失和迷茫状态的当代社会的指路明灯。
当年，文艺复兴的最大贡献是冲破中世纪的黑暗，把人从上帝那里解放出来，也直接引发了启蒙运动，进而推动西方工业革命，使这场革命波及全球，改变了世界。
当今，世界处在纪元更替的重要时刻，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导致更为全面深刻的社会变革。人类文明亦将面临全新的发展机遇和更为严峻的挑战。全球互联、信息革命、人工智能等一系列重大社会课题都将推动社会更新、颠覆、重构。
在眼下的中国，重提“文艺复兴”的价值，远不止是珍品重现那么简单。当全球化背景下的新经济、新模式、新技术完全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令我们的精神世界出现困惑和迷茫，500多年前的文艺复兴依然能带来诸多启迪，启发我们回归以人为本，回归生命的本质和原点。
10月25日，伴随着大展的举办，上海喜玛拉雅美术馆还召开了一场名为“新文艺复兴”的高峰对话，戴志康、沈其斌、亚洲博鳌文化传媒学院院长罗丹、澳大利亚国宝级艺术家茉伊拉·菲努肯（moira finucane）等人，以“新文艺复兴——振兴中华文化、艺术照亮未来”为主题，围绕现阶段中国的艺术生态和审美教育纷纷展开讨论。
在沈其斌看来，“伟大的文艺复兴开启了欧洲的文明之光，它用人文的方式，把人性从压抑的中世纪中解放出来。当今中国，也亟需一场深刻的人文启蒙运动，来振兴中华文化。”
在对话现场，还举办了“新文艺复兴使者”荣誉授予仪式。据悉，“新文艺复兴使者”主要面对全国专业艺术教育者进行课堂外的教育联动，让更多的学生走进美术馆，体验多样生动的审美教育。沈其斌表示，“新文艺复兴使者”旨在通过整合社会大众的各方力量，把新文艺复兴的火焰能够传递给更多的人，并希望新文艺复兴使者珍惜荣誉，以此次展览为契机，进一步为实现一带一路下的文化交流和中华文化复兴而助力。
探索文艺“沪”兴
沈其斌与路易吉进行了一场“关于新文艺复兴的对话”。在沈其斌看来，“今天我们不需要考虑人和神的问题，面对的却是整个社会的问题。后工业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将带来新的社会危机。这种危机涵盖环境、生态、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以及国家与国家间的利益争夺，是享乐主义、功利主义、物质主义的泛滥，淹没了传统的人文精神，使其衰落。而有关新文艺复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当中展开的。”
对此，路易吉表示认同：“首先人们还是要反思人和物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流转，社会变得非常物质化，人们慢慢忘掉了人类作为一个物种有自己的身份和文明象征，反而变成了钱和物质的奴隶；或者说人创造了一些东西，一些产品，或者是钱，反而受制于它们、沉迷于追求这些被人创造出的东西。而在文艺复兴时期，真正的概念是所有的事物要围绕人这个核心。人创造事物，是为了人本身，而不是让更多人陷于追逐事物。人要立于事物之上，这个是核心的概念。”
早在1984年，路易吉就敏锐地感受到了时代的物质化，当时，他创作了一份宣言，号召各行各业的人来签名参与，共同推动了人文主义的复兴，探讨人原本的价值。
“在那个时候我就注意到人们更多地尝试追求物质的东西，政治的东西，而对人本身，人与人之间的价值的思考是缺失的，忘了事物应该服从于人。”路易吉说，“当时找了各行各业的人签这个宣言，包括艺术家、医生、音乐人、律师、学界的人。我们共同推动这个宣言，出了很多新书，办了很多展览，在不同的城市交流。当时还在阿西西办了一个很重要的展览。阿西西是意大利中部的一个城市，是圣·方济各的家乡，圣·方济各是意大利很重要的人士，也是意大利对外文化交流的象征之一。我们将四位在雕塑界互为对手、或者是意见针锋相对的雕塑家的作品放在一起展览，里面包括亨利·摩尔的作品。四个月的时间有约70万人来参观。在展览开办之前，艺术家互相之间都并不投契，甚至是互相讨厌。我们首先做了这么一件事：先以一位与亨利·摩尔不对付的人的名义写信给亨利·摩尔说，我想跟你讨论，想跟你保持友好的关系。实际这位艺术家并没有写这封信。亨利·摩尔收到这封信，以为是对方示好。之后亨利·摩尔给对方回信表示，基于你对我的尊重，我们可以一同参加展览。但在背后，其实是我在促成这件事。为什么选择阿西西？因为它是圣·方济各的故乡，有博爱，不仅人和人，还有人和动物和谐的相处。”
“意大利有一句谚语‘如果人能打扫自己的房间，把家里弄得非常干净，那为什么不把门外面的景色也打扫干净呢？’这样的话就可以把一座城市变得非常干净。现实情况是，太多的人只看到自己的小空间，把自己的家搞得非常好，这个地方可以延伸开来，可能是自己的生活圈，或者自己的学术领域，却不会看看去窗户外面别人在干些什么事情，别人怎么想的。”在路易吉看来，如今的中国，相比于意大利其实更容易推进新文艺复兴，“因为中国比意大利的历史可能还要早一两千年。意大利也好，中国也好，是历史非常悠久的国家，两个民族都有非常好的文化传统、意识传统，所以两个民族对待一些事情的姿态是非常相似的，碰到一起的时候是非常亲近的，很容易达成共识。文艺复兴是意大利的建国之本，而这个世界最新的就是中国，这个时代是中国的时代，中国代表着新，意大利则代表他们已经经历过的那场文艺复兴，所以中国和意大利是开展新文艺复兴运动最有代表力的两个国家。”
在大展的序言中，路易吉写道：“艺术的美，不仅仅是外在的视觉刺激，更在于其中蕴含着的感染力。就如两人对话，聆听彼此心声，其效果将不单纯是信息的交换，而是相互激发出各自新的观点和创作行为。意大利和中国是两个极富感染力的文明古国。中国拥有独一无二的陶瓷艺术，它随着丝绸之路进入了欧洲，特别是青花瓷，引领了欧洲人的审美和时尚，也推动了西方和中东陶瓷器皿的演变。而以人文主义为纲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更是革新了人类看待世界的观点，亦最终影响了中国的现当代艺术。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家，犹如漫天繁星，让人高山仰止。敬仰之余，我们亦想以一定的方式亲近他们，或者使他们更加亲近我们。这样一来，我们方能更深刻地触及那些灵魂的温度，受其启迪，以开创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艺复兴。”
沈其斌对此亦表示认同，而他更特别强调：“文艺复兴不仅仅意味着艺术，是一场深刻的思想运动，本次展览不只是简单的展示大师级的作品，而是希望通过重提文艺复兴精神，引领文艺‘沪’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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