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城长安文物修复师们的 “终极法则”-z6尊龙旗舰厅
阅读提示：一座城市的辉煌记忆，不该以牺牲普通人的生活为代价，文物修复也不该局限于修复本身，平衡好现代人与文物的关系，承认一切人都是文明的参与者，才是对历史最崇高的敬意。
作者｜吴 雪
站在灯影绰约的城墙，登高望远，恍若听闻远处，三千万人吼叫秦腔；穿梭高耸而立的安定门，脚踩黄土，八百里秦川，千军万马驰骋而过。西安，这个在《史记》中被誉为“金城千里，天府之国”的古都，经历了周、秦、汉、唐建都于此，留下了无与伦比的文化遗产——庞大如大明宫遗址、秦始皇陵兵马俑，微小到一个瓦当、一件陶器，千百年光影缱绻，记录着那个时代的千古绝唱。
“千古绝唱”绵延至今，绝非凭空而来，而是仰仗着一个“智慧与手艺”并存的群体——文物修复师，从发掘出土到日夜打磨，呈至世人面前，倘若没点“少林武功”的真本事，拿捏起来总稍显钝拙。如肚中再墨水匮乏，又学着四川安岳峰门寺摩崖造像“反面教材”患了“美盲之症”，修复文物，便无所谓“敬不敬畏”，而成了商业化的亵渎了。
择一事，终一生，是古城长安文物修复师们的“终极法则”，作为全国2000名修复群体中的一小部分人，他们，正追赶着时代的车轮，以巧手、巧思，以本真、纯粹，重返历史画卷，无限接近与探索文物最初的面貌。
最原始的手工匠人
即便过了草长莺飞的季节，骊山脚下这片面积56.25平方千米的土地，也从来不缺游人，但凡慕名来西安，必定慕名来秦陵，距离市区37公里开外的秦始皇陵兵马俑博物院，每天迎接数万人目睹这一帝陵奇观，而这里，有一个群体同样备受瞩目。
清晨7点半，兵马俑一号坑顶棚缓缓打开，坐标西南角的方位，上百平方米的区域聚集着17个修复匠人，他们埋头清理灰尘、研究拼对残片，一天的工作，从这里开始，那些沉睡在地下两千多年的近万尊兵马俑，也从这里“重获新生”。
“许多人认为，兵马俑出土时都是完好无损，这是错觉。”此话出自王东峰，秦始皇陵博物院兵马俑1号坑修复组组长，他自2002年开始从事修复工作，至今已整整16年。十六个春秋的日日夜夜，他与整个团队共修复完成了超过100件兵马俑。
而这100件兵马俑的修复，并非借助高科技的外力，大多是老实本分地靠着“一双手”来完成。这双手的功劳从第一步“文物发掘”便“功不可没”——用精巧的手术刀去除陶片泥土、用柔软的毛刷扫去残余灰尘，与大多数人想象的兴师动众的铲子不同，这是一双专业之手：动作轻柔，力道适中，熟谙门道。
每一尊秦俑“重见天日”，恰恰预示着漫长修复工作的开始。从数不清的样貌上无甚区别的残片堆中，把秦俑碎片一一分辨、编号、规整；“一个残片多的陶俑通常需要三到五个月才能修复成功。”王东峰说，大部分陶俑碎片都在七八十块，碎得最厉害的一个，多达180余块。清理、拼接、粘黏、加固、做色，看似稀松平常的“五步”走，对一名称职的修复师来说，却是极高的挑战，必须既是精通历史、绘画、文字的“大家”，又是钻研化学、物理、材料材质的“匠人”。
以往，在修复人才短缺的时代，兵马俑的修复标准并未定性，因此方法也常常粗犷——比如清理时将兵马俑泡在水里，导致藏于泥土下的颜料被冲刷脱落；比如粘接时选用工业石膏，难免带入一些杂质和盐分，对文物造成污染；甚至，没有影像记载，后人维护无从考证，很是棘手。棘手之题，在1999年“百戏俑”的修复中得到解决——在秦陵后院的一幢办公楼内，寻着灯光径直走到底，是我国目前最先进的文物保护实验室，常年温度保持在26.4℃，湿度维持在37%，是秦俑“精品之精品”的冬季复原庇护所。
知天命之年的刘江卫，停下了伏案指导，扶了扶眼镜框，他，就是我们要找的人。1994年，25岁的资深修复师刘江卫进入1号坑参与发掘任务，从修复石铠甲到百戏俑，从用“化学去锈法”复活青铜水禽，到外援各州市博物馆，无数个第一次，成就了刘江卫“资深”的称谓。
修文物，也修心
从业24年，刘江卫没少开辟“蹚道儿”，带过的新人，逐渐成长为“中流砥柱”。如今的刘江卫，作为陶质彩绘文物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的专家、是公认的“名医”，帮全国各地进行陶质文物修复，以及相关技术指导、培训。经他修复的上千件汉代陶俑、陶马等珍贵文物，如今已经成为了青州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如今他手上正在修复的一批文物，来自河南焦作出土的陶仓楼。
业内人都知道，陶质彩绘文物共有19种病害，兵马俑就占到了18种，随意拿起桌上一张文物病变图，起翘、空鼓、龟裂、脱落、裂隙、硬结物、泥土附着物、生物病害等……图纸底部长长一溜标识，表面看起来相当“学术化”，但这个修复方案编制规范、病害分类与图示、修复档案记录规范，在刘江卫的钻研归纳下，已经成为了国家文物局认可的行业标准。
刘江卫的徒弟车彤俯首在工作台前，专注地用小手术刀、去离子水和脱脂棉签，一遍一遍地清理陶片表面的“病害”。而在此之前，绘制1：2的病变图和线图作为参照，就花费了她四天之久。刘江卫说，这个标准虽被业内认可，但因其费精力、费人力、更费脑力的特性，国内真正使用的人十分有限。都说文物修复是一件苦中作乐的事情，但，高标准苛求的“苦”，愿意尝的人，仍是少数。
即便少数，也不能抹灭它的价值，刘江卫明确的三大原则：最小干预、有效干预、可逆性，实实在在解决了文物修复的顽疾和漏洞。通过画出粘贴线和粘贴缝，大器物锚杆销钉的位置，方便后期二次修复；为了保有彩绘原貌，探索出30%抗皱剂和3%加固剂的最大化彩绘保护法；粘接时，使用德国进口的环氧树脂，从秦俑的足到头，分层进行粘接，旨在线条流畅，精神抖擞，反复可逆。
“文物修复，修复的不仅是物件，还有心理”，在刘江卫看来，秦俑如真人般大小，或身披铠甲，手持兵器；或腰束革带，腿扎裹鞋，看似千篇一律，其实每一个都有其“行为特征”，即便出自同一个工匠或小组之手，细小的偏差也依然存在。
正因为偏差细小，用高科技反而不如人眼识别来得真切，就算用上目前较为先进的三维扫描、虚拟修复，恐怕也无法真正扭转“全手工”为主的修复路径。去科技化、附着“匠人”特性的行业标准，令多数人开始反思文物修复的初衷。或许，机器或软件，无法掌控秦俑的“喜怒哀乐”，而人的手温，却可以。
绝不重建的“千宫之宫”
在西安市中心北部，一座面积3.7平方公里的大型文化遗址，则没有兵马俑般那么幸运，可以“重见天日”，上千座宫殿、数万计的文物经过岁月流转，或沉埋于地下，或风蚀于地表，留给后人的，是一处处断壁残垣。
艳红色的折扇、缎面的舞衣、清素的妆容，丹凤门后御道广场的百姓大舞台，从来都是西安市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但很少有人知道，这片看上去像公园的地方，曾经耸立过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砖木结构宫殿群。
大明宫，是大唐帝国的皇宫，它的面积相当于3个凡尔赛宫、4个紫禁城、12个克里姆林宫、15个白金汉宫。自唐高宗起，有17位大唐君主在此处理朝政，历时长达200余年。这里不仅蕴藏着一个帝国湮没已久的秘密，也铭刻着整整一个时代的记忆。
47岁的李春林，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第一工作队的发掘领队，从1996年“含元殿”的发掘开始，就坚守在大明宫，见证了它的拆迁、发掘、出土以及“不以重建为目的”的复原保护。22年过去了，性格本就沉稳的他，变得更具学者风范，温润柔和、一丝不苟，对于工作又几近苛求。穿过大明宫的红色木质长廊，进入考古探索中心最里面那间透明玻璃大厅，便是李春林和他的团队修复文物的场所。长长的工作台上摆满了大明宫出土的文物——陶器、瓷器、瓦当、花砖。出土于大明宫御厨房的这组瓷器，几小时前刚刚修复完毕，乍看，与广州美院油画大师谢楚余作品《陶》中的瓷器倒有几分相像，只不过，口子上多了碗形的器盖，根据封泥印戳文字判断，这组瓷器由浙江、宜昌、云南等地进贡，用于保存海产品、腌制鱼、茶饼之用。
修复完结的瓷器，青色质地原件与白色石膏的修复补片交错相间，补片“不上色”导致的色调反差，让人恍惚有了历史与现实的穿越感。“这就是修复起来的成品，我们不主张过多地后期加工，这是我们恪守的原则。”在李春林看来，文物修复的准则是宁愿在外貌上“失分”，也不愿靠着现代人的臆想，违背文物本来的风貌，而这一“去伪存真”的修复标准，小到生活器物、大到宫殿遗址，在大明宫的整个修复过程中，都得到了很好的延伸与体现。
漫步在大明宫，没有想象中复建的宏伟宫殿、没有重塑的亭台楼阁，更没有依照历史“比葫芦画瓢”的现代建筑群，有的是多种遗址保护方式的探讨结合，如果你曾在史书中被这座屹立了220年之久的大明宫深深吸引，那么，随心走至任一处，都会发现，一砖一瓦渗透着对遗址保护的敬畏之心。
丹凤门遗址保护大厅，用轻钢材质搭建起的城门造型，宛若一个巨大的罩子，将遗址罩在里面，供游人参观；1996年发掘完毕的主殿含元殿，则采用对原来的夯土先裹层保护壳，再以青砖包砌的方法，1比1修复保护了殿基、墩台、龙尾道；而相比之下，宣政殿只是种了些树木，进行意象性的展示；紫宸殿也是树木和钢架搭建起的外式轮廓，给游人一个展示的空间。
这是遵从遗址原始面貌的创新文物修复方式，虽说广受好评，但对于李春林来说，仍有一些“未圆满”的遗憾。“我们可以通过对称性原则修复宫殿，却无法百分百还原（唐朝）地面以上架构的状况。”的确，古人建造宫殿，受制于物资匮乏、技术限制，连建筑地基也要投入成千上万人夯打而成，而今，如若用纯夯土，除了受制于昂贵的人力，还将面临极端天气、难以露天展示的挑战。
于是，考古队找到相近的三合土复原大殿及两旁连廊墙面，又尽量用特别的陶土复制铺砌龙尾道的花砖质感，纵然仿照它的规格、质地、色感重新打造，但用肉眼分辨，仍能在“真假”之间做出区分。
“古代制砖的陶土要经过筛选淘洗等复杂工序，这需要很大的人力物力，而现代人早已没有这种耐心了。”以故宫金砖为例，不仅需要复杂提炼，还要加一些糯米汁，此外还要经渗炭磨光处理，才能保证烧制出又黑又亮的效果。李春林感叹，过去生产力虽低下，但在做工的细致程度上，现代人却难以比拟，如果大明宫有复原的可能，在工序上也应该遵从历史版本。
然而，大明宫遗址三分之二尚未发掘，即便想要“真实还原”，仍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因此，考古队试图用立体实物展示手法来弥补这种遗憾。在大明宫东侧区域，依照考古成果和文献图纸复原了1:15的微缩景观，实景还原了全盛时期的整个唐大明宫宫殿群——站在高台之上，大明宫尽收眼底，南起丹凤门，北至玄武门，宫门，城门、官署省，庭院，大殿，大大小小房屋总共1151间。“千宫之宫”的美誉，借由修复师的“巧手巧思”，正从这里活灵活现地展现了出来。
是遗址，也是公园
如果你认为，大明宫的修复面貌就止于此，便是“不解其中风情”了。某时尚app上标记“大明宫”的游记超过600篇，大多普通游客会失望于未见雄伟宫殿群，扼腕叹息，大呼不值；相反，文物爱好者们则另有一番体悟——作家孟晖曾在《大明盛唐魂》一文中写道：“我无意间看到了这一片唐代遗迹最后一刻未受惊扰的样子，连绵的绿地与树木，在普通人看来，也许没有那么大的观赏价值，但令我肃然起敬。”
的确，大明宫遗址以“懂我之人无需多言”的修复姿态，有别于传统，它不拘泥于欣赏性的重建，更不单纯侧重原始的保护，却又与城市居民相融甚洽。以遗址展示、遗址保护、城市公园集于一身的“保护与利用”并存的修复模式，放眼全国，堪称首例。
从含元殿的修复路径看，80年代成立专门文物修复保护所；90年代二期保护启动，对两楼两阁进行系统修复；2000年，全面推行“不重建”的创新性修复举措。2000年以后，受国际遗址保护理念发展的影响，经济发展和遗址保护激烈对冲，开始着手解决“如何让两者协调同步”的棘手问题。
当时，大明宫之上并非一片空地，而是大片棚户区和城中村交错的区域。大明宫保护办文物局局长吴春告诉《新民周刊》：民国时，大量黄河流域难民沿着陇海铁路逃难，直抵西安，见大明宫一带荒凉少人，便在此落脚生存。许多年过去了，由于遗址区内受制于“保护为上”，百姓不得大搞基础建设，一直过着没有自来水、网络、天然气的原始生活，与遗址外的世界明显脱节；而真正的遗址，也混迹于居民区中间，同样无法展露其应有的价值。在矛盾冲突下，西安市政府拿出了一个大胆的决策——在城市中心对这块将近3.7平方千米的大型遗址进行整体保护拆迁，并将上千户百姓妥善安置在了周边的崭新小区，连拆带建三年完成。
因拆迁而搬走的居民，并没有就此隔绝于这片神圣的遗址之外，他们仍然能够来这里继续自己的生活、丰富自己的人生。每逢凉爽节气，到公园里晨练、散步、遛弯，少数爱好者还组成了舞蹈队、练剑队、歌唱队，定时定点聚集排练。
最令人感动的是，重建过程中，设计师专门保留了若干棚户区居民在自家门前种的树，如今它们在前朝广场原地生长，伴随着大明宫的朝阳与日落，摇曳起舞。一座城市的辉煌记忆，不该以牺牲普通人的生活为代价，文物修复也不该局限于修复本身，平衡好现代人与文物的关系，承认一切人都是文明的参与者，才是对历史最崇高的敬意。
而这个敬意，在大明宫文物修复的多样性上，愈发完美展现。在3.7平方千米的区域，36处遗存预留考古发掘区，等待着新的探索，在未来漫长的探索之前，他们大多以种植绿色植被的方式保护了下来。“大部分遗址裸露在地表，种植植被，可以抵抗外在侵蚀、雨水沉降对遗址的破坏。”
时间倒回到11年前，2007年，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开园，这座盘踞龙首的大遗址备受世界瞩目，11年过去了，随着北城文化张力辐射，在遗址区形成了集遗址、考古、文物、书法、陶瓷、石碑为一体的博物馆矩阵，同样也是创新修复方式的体现。大明宫唐都新碑林馆长印建幸说：“今年，我们准备深入挖掘大明宫历史文化资源，并以唐代梅妃形象为主题，做出专属于大明宫的梅妃文化。”
如今，丹凤门遗址博物馆、大明宫考古探索中心、大明宫遗址博物馆、大华工业遗产博物馆，四大国有博物馆并驾齐驱，八座博物馆星罗棋布，向世人讲述着保护大遗址、探秘考古学、传世文物精品、记录工业文明的传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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