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广宁走了-z6尊龙旗舰厅
真没想到，刘广宁老师这么匆匆地就走了。望着窗外的大雨，与刘老师的点滴交往也一幕幕涌现在心头。
为她“做嫁衣”
我和刘老师相见和相识于2015年9月的一次克勒门文化沙龙。这个文化沙龙的掌门人是著名作曲家陈钢老师，每月都会邀请沪上及海内外文化艺术界的知名人士举办一次交流活动。陈钢老师说：“沙龙是城市文化的发动机，我们开动了这架发动机，就可能发掘和发现一些海上的宝藏和文化新苗。”我所在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也与克勒门合作，一起筹划出版“克勒门文丛”系列图书。活动结束后刘老师主动过来跟我打招呼。初见仰慕已久的老配音艺术家，心里不免有些激动和紧张，手都不知道怎么摆放。其实刘老师外表“高冷”，却是一位非常和善的人，没有一点架子可言。谈到她在香港时，居然还跟香港三联书店合作录制过普通话朗读磁带。这一点得到原三联书店总编辑李昕的证实，当年他正好在香港三联书店任职总编辑，他说：“二十年前她在香港，很漂亮。她认识我。”刘老师在上译厂退休后便和先生潘世炎一起回到她的出生地香港开始了“二次创业”，直到先生病逝才重新回到上海。
刘老师坦率地跟我讲，前些年不少朋友热情建议她写些文稿整理成书，但思念如兄如父般的老伴，怎一个“痛”字了得，没有心思，没有情绪。更早些时候也不断有人提及这个话题，但她总觉资历尚浅，加上工作、家庭诸事繁忙，没有时间顾及。除过去写过一些配音体会的文章，近年来再未认真动过笔。我鼓励她先写一些小文章在报纸上发表，积累多了就可以结集出书。果不其然，之后刘老师便在《新民晚报》“夜光杯”陆续发表了十多篇回忆上译厂老同事的文章。过了些日子，我们再次在克勒门见面，刘老师就交给我一堆有些是手写稿、有些是朋友帮忙打印的文稿，还有一些是在杂志上发表过的各种文章和大量照片。我将这些看似杂乱的文章分为“难忘岁月”“艺海求索”两大部分，将记者访谈作为附录，同时把照片分为工作、家庭、艺术交流、社会活动、晚霞等几个部分，穿插到书的不同地方，形成文字和图片两条线索，较为完整地反映了刘老师的艺术成就和人生经历。对此，刘老师深为认可。
有两个细节，特别体现刘老师的认真和细心。一个是书名如何取。刘老师最初拟了三个书名供我参考。我选取了其中之一《从不曾忘记的往事——我和译制配音的艺术缘》。没过几天，刘老师给我打电话，建议正书名和副书名对调下，原因是光从正书名读者看不出是回忆哪方面的往事，如果不显示出副书名，就更不知所云了。谁都有不曾忘记的往事，对调后，主题会更突出。我认为很有道理，欣然接受了刘老师的建议。第二个问题是，刘老师说自己是配音演员，希望可以将自己的一些配音小片断放在书中供读者欣赏。这一建议获得狄菲菲创建的“领声工作室”的大力支持。他们腾出设备和人员，专程陪刘老师作录音剪辑。由刘老师选择片断，哪多剪了，哪少剪了，声音过强还是过弱，刘老师都能仔细听出来。最后剪辑出19个精彩的配音片断。我建议刘老师在书后附二维码，用手机扫描即可听，这是当前最普遍的制作方式。但刘老师坚持同时还要制成光碟。她说有不少老年朋友，他们不大会使用手机，包括她自己，要照顾到这部分人。我虽然感到为难，但我没有当即否定。好在三联书店一直有电子音像出版的资质，只是一直没有启用过。但我还是决定试试，我不想给刘老师也许是这辈子出版的唯一的一本书留下些许的遗憾。在部门同事的大力协助下，终于顺利申请到了音像专用书号，满足了刘老师一个小小的心愿。
在编辑刘老师书的时候，几乎同时我也在编辑刘老师的大儿子潘争的书《棚内棚外——上海电影译制厂的辉煌与悲怆》。这两本书都被纳入“克勒门文丛”，出版的时间也是前后脚相差没有多久。2016年12月25日在上海图书馆的“上图讲座”举办了隆重的新书首发式，刘老师与潘争这对母子登台共话译制片，受到热烈欢迎。当天正好是潘争的生日，陈钢老师亲自弹奏生日快乐歌，刘老师也为儿子送去亲吻，场面温馨感人。售书签名时潘争说终于体验到了“签到手软的感觉”。
译制情缘
也许我与译制片有缘，打小我就喜欢看译制电影，欣赏那些独特美妙的声音，随后我又很快地为上译厂著名译制导演孙渝烽出版了《银幕内外的记忆》，为上译厂资深影迷张稼峰出版了《那些难忘的声音》，潘争说三联书店如此为译制片不遗余力“这在中国出版界是绝无仅有的”。
潘争在书中采访到上影老演员吴文伦，曾经为美国电影《乱世佳人》中的男主角白瑞德配音，就形容刘老师年轻时经常“往破沙发里一坐，也不太干活，嘴里还啰里啰唆地发牢骚，一百个不满意的样子，一副大小姐做派”。但我感受到的是她的谦虚与认真。
此后我多次陪刘老师参加各种讲座和签售活动，有些是我安排的，有些是对方直接联系刘老师的，但刘老师都会征求我的意见，或者让对方通过我来安排。她说由你来安排，我放心。有几次，讲座开始了，刘老师还非要请我坐在她旁边才开始讲，她说你坐在我旁边，我会更安心。
讲座中听众提到的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你最满意自己配的哪部电影？其实自1960年刘老师考进上海电影译制厂，参与配音的中外影视片（剧）不下千部（集），用声音塑造的经典人物形象也不胜枚举，曾获得第五届《大众电视》金鹰奖最佳女配音演员奖，所参与配音的影视片（剧）及录制的广播电视文艺作品也多次获得各类奖项。要说最满意哪一部，还真不好回答。刘老师的答复是：“要说满意，我一部也没有！但有我喜欢的，像《尼罗河上的惨案》中的杰基、《天使的愤怒》中的詹尼弗、《望乡》中的青年阿崎……”刘老师常说：“我没有别的能耐，也不养宠物、花草，不打牌，最热爱、最吸引我的就是幕后的录音。”也许正是这样一种专心和执着，成就了刘老师杰出的配音艺术事业。晚年的刘老师仍喜欢看自己配音的译制片，她还会不断地从中自己给自己挑毛病。
2017年2月12日，我陪她接受《环球人物》杂志的采访。刘老师跟记者说：“每个人能力有限，我不可能说，我每个角色都是很完美地表达了，但是我一定要在我自己的努力下，做到我能够做到的最好，你一定要用心来做。可能你十分的努力，不一定能得到十分的收获，我觉得能七分就好了。有人说你拿来念就行，对你来说还不是小菜一碟。那我说不行。我可以拿着念，观众也听不出有什么不好，可是我觉得没有准备充分，我不愿意这样的作品拿给观众。这是对艺术的不负责任。我可以吃老本，用我的经验唬你，可是我念出来的是不是这个作品所要表达的，是不是我付出全部精力达到最好的，我只有自己知道。说得高点这是艺术良心，但我觉得这是作为演员最起码应该做到的，并不是什么特殊，了不起。”
最后的时光
刘老师身体一向很好，每次体检似乎都没有查出大问题，老同事们都还很羡慕。但不成想2018年底在她将要步入80岁时出了状况。一天早晨准备处理家里的旧报纸，就在弯腰抱那堆报纸时无缘无故地摔倒在走廊里，多亏邻居听到声响，出来把她扶回屋。当天她仍坚持参加了一场活动，回来后直接进了医院。检查的结果是心血管堵塞，一根堵塞95%，一根堵塞75%。只能做支架手术。在给一根堵塞严重的血管做了支架后，医生坦率地跟潘争讲，你妈妈的身体状况不允许做第二个支架手术了。
2019年3月开春以来最温暖的一天，我到医院探望刘老师，巧遇上海歌剧院第一代歌唱艺术家郑仲英阿姨。刘老师正在病房旁的休息大厅和郑仲英阿姨交谈。那天刘老师气色很好，虽然穿着病号服，但没有太多的病容。我将准备的一束鲜花献给刘老师，刘老师开心不已，随后把花送给了照顾她的护士们。刘老师跟我讲，做支架手术很顺利，她没有感觉多大痛苦，等天气再暖和些就可以出院。但实际上在做第一次支架手术时情况很危险，刘老师曾一度住进icu，并且医院还发了病危通知书。这是事后潘争跟我讲的。我们从下午3点半一直聊到6点半，临走时我特意请求和刘老师、郑阿姨拍张合影，预备发微信朋友圈，算是给关心刘老师的人报个平安。刘老师一向注重个人形象，我担心刘老师穿着病号服不愿拍照，没想到刘老师很高兴地答应了我的请求，并借来郑阿姨的梳子仔细梳理下头发，请医院的护士帮我们拍了张难得的合影。看到刘老师没有大恙，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下了。随后受布洛奇卡读书会远方先生的邀请，刘老师参加了3月23日草婴书房的开幕式。那天刘老师特意向医院请了假，由远方先生开车接到草婴书房。重新回到喜爱她的观众和朋友中来，刘老师露出了愉快的神情。在开幕式上她朗诵了由草婴先生翻译的托尔斯泰名著《安娜·卡列尼娜》的片断，优美的声音回荡在书房，再次激起人们热烈的掌声。
到了4月12日，刘老师发来微信：“我昨已出院回家。”这真是让人欣慰的好消息。闲不下来的刘老师仍然坚持参加力所能及的社会活动，包括接受凤凰卫视中文台《冷暖人生》栏目8月初从北京来上海的采访“黄金时代的配音演员”。克勒门文化沙龙每月举办的活动刘老师也是每场必到，人们总能看到刘老师衣着得体，优雅地坐在最前排。然而到了年底潘争通报妈妈再次住院了。起初情况还很乐观，2020年新年的第一天，刘老师发来微信：“我已又请假参加过朗诵。”1月3日，刘老师发来“求助”微信，说是手机里的照片都弄没了，可否发些几处签售和克勒门活动的照片。我赶紧从电脑里调取出相关的照片发给刘老师。刘老师又问：“曾发您看《一夜肖邦》时和苏秀、曹雷、狄菲菲的合影还在吗？”呀，这我可不敢保证有。经过一番寻找，终于找到了，原来都保存在电脑里了。刘老师高兴地发微信：“乌拉，看来你们把好照片多已存入电脑而不在手机里了。”1月8日，刘老师再发微信：“出书时您电脑有我的很多备用照，有一张我（背影）抱着5个月的潘亮的黑白照，现在也没了，能找到吗？”潘亮是刘老师的二儿子。我说：“只要您是为出书发我的照片我都保存着呢，您放心！”刘老师说：“这次好心痛。”我能理解那些照片里有着刘老师多少美好的回忆，病床上的刘老师，多靠看这些照片来打发难熬的时间。过两天终于问到那张照片在“中国配音网”任红处还留有电子文件。这张由刘老师先生所拍的旧照片，后来任红特意为她加印了，在微信上跟刘老师说：“放心吧，下回带给您。”然而这张照片再也送不到刘老师手中了。
1月30日，刘老师发微信：“近日我不大好。”我的心再一次揪了起来。为了安抚刘老师，我从网上找了不少与她有关的视频，让她可以在手机上看看，以便散散心。3月17日，刘老师发微信：“用吊球蛋白也消不了肺积液，治不了气喘，昨做了肺穿刺抽水，挂着引流管，还得抽三四天。”
3月24日，听说医院允许探望病人了，只是需要严格的登记、测体温、戴口罩，并且要在规定的时间，我赶去医院探望刘老师。那时刘老师身体已大不如前，躺在床上已经离不开吸氧了。给她带的她喜欢吃的鼎泰丰油豆腐粉丝汤也没有吃。刘老师说：“现在都没有胃口了，一大早就要吃一堆药，虽然很想吃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可就是没有胃口。”谈到自己的病，刘老师真是心有不甘，她说以前不是这样啊，年轻时也吃过很多苦，也得过很严重的疟疾，但都挺过来了。她还是希望自己能下地走动走动，哪怕扶着床沿站会儿也行，否则毛病会越来越多。潘争跟我讲，实际情况是，医生怀疑她有肿瘤，加上再也不能采取任何激进措施的心血管病，她的身体已经越来越衰弱了。
最后一次见到刘老师是在5月1日国际劳动节。那时潘争的《棚内棚外》补充修订为新书《声魂——“上海电影译制厂”的清明上河图》刚刚出版。作为上海电影译制厂的史诗般的传记，年近百岁的配音元老苏秀老师欣然为该书作序，而这本书也从一个侧面记录了刘老师家庭及个人的历史。
特殊的疫情防控下，只允许下午5点到6点探望病人。我带了一点自己包的饺子，又带了几本潘争的新书去徐汇中心医院看望刘老师。这次看到刘老师更加衰弱了，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她趟在病床上，鼻中插着氧气管，稍微动一动便气喘得不行。刘老师见到我来非常高兴，很想跟我多说几句，但声音很弱，我要贴得很近才能听清。我扶着刘老师坐起来，艰难地坐到床旁边的椅子上，刘老师拿掉氧气管，吃了两个饺子，便再也吃不动了。我拿出潘争的新书给刘老师看，刘老师非常欣慰，跟我说潘争打小就喜欢写东西。我问刘老师可否签名，刘老师用力握紧笔，认真地写上自己的名字，但已经是气喘吁吁了。我不忍心让刘老师签下去，便只请刘老师签了一本书，这也许是刘老师最后的签名。我帮刘老师重新躺好，刘老师歉意地说，真是不好意思，让你服侍我了。
之后刘老师的身体状况就更加恶化了，医生检查的结果也确诊是癌症，但我们都没有告诉刘老师，真是不忍心让她知道。刘老师一直期待着可以早日出院，可以为喜爱她的观众朋友继续朗诵和配音，她从没有想到病魔会这么快把她带走!
窗外的雨还在下个不停，寄托着对刘老师无限的哀思。刘老师一路走好，我会想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