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则成”这座“富矿”仍未挖掘完-z6尊龙旗舰厅
余则成到底牺牲了没有？在中国共产党建党98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0周年前夕，有篇《人民日报》微信端文章在朋友圈火了——《余则成已经牺牲》。
余则成，是《潜伏》里的男一号人物。在十年前首播的这部电视剧的结尾，由孙红雷扮演的中共地下党员余则成，在新中国成立之际，前往台湾地区，继续潜伏。文章中如此写道：“为了信仰、为了使命，他选择把情报传递出去、继续潜伏。为了让翠萍活下去，他选择了用最特殊的方式表达爱！”
之所以在6月份发表这篇文章，是因为——1950年6月10日，中国共产党打入国民党反动机构最高级别情报人员吴石中将，和陈宝仓中将、女地下党员朱枫、吴石部下聂曦上校一起，被台湾国民党方面执行枪决……
吴石被认为是余则成的原型之一。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许多年里，即使这些潜伏英雄已经牺牲，却仍寂寂无名50多年，直到相关档案到了解密期，英雄们的事迹才浮出水面。2013年，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落成，这些隐秘战线的英雄，和他们荡气回肠的故事，终于可以被公开纪念。
从大陆到台湾之前，吴石已经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过了巨大贡献。譬如渡江战役前夕，他以国民党军中将之躯，多次连夜从南京赶往上海，亲手传递情报，使得解放军能够得到国民党军的长江防御信息。而在上海情报线已断的情况下，另一位国民党军中将、中共地下党员吴仲禧，专程乘飞机到香港将此绝密情报交给地下党员刘人寿，再由刘人寿通过秘密电台将情报发给中共中央军委。
值得注意的是，1921年中共一大的召开，某种程度上就是秘密在开会。在之后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形势中，中国共产党人极为清楚地认识到地下秘密工作的重要性。值得注意的是——地下秘密工作绝不仅仅是情报工作。
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如此总结：“公开工作之外，还要有秘密工作与之相配合，这就是党的秘密组织工作，群众的秘密组织工作，党派的秘密联合行动，秘密的情报工作，公开组织与公开斗争的事先秘密准备等。”在毛泽东所概括的秘密工作五大任务中，情报工作只列在第四位，而群众的秘密组织，则是作为群众公开组织的核心在做工作的。
人心向背，决定了解放战争——这场决定中国命运的决战的走向。隐蔽战线所做，恰恰是拨动人心向背的指针，让国民党反动政权内部、国民党军内部、白区社会各阶层，都清晰地认识到蒋介石集团彻头彻尾的腐朽没落，以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正在走向光明前路……
力量变迁在人心之变
“1945年抗战结束后，国共两党曾就建立联合政府举行重庆谈判。作为二战时中国战区的军事统帅，蒋介石已在国际社会树立起率领国民抵抗侵略的形象，没有人质疑他在中国的抗战领袖地位。”军旅作家王树增曾如此向《新民周刊》记者解读解放战争开始前的国共两党态势，“蒋介石拥有正规军430多万，盟军援助中国抗战的所有优质武器都在国民党军手中。此时，经过抗战后期的延安整风，中国共产党在组织上和思想上空前统一，但是共产党人的‘财产’清单还是相形见绌的：全部正规军即使算上刚在东北发展的几万人，总计127万，其中不少部队算不上正规军，属于民兵性质，武器依旧是土制枪支和大刀长矛；即使属于正规军的主力部队，轻武器十分简陋，重武器严重匮乏。而且，共产党武装是一支完全彻底的陆军部队，没有一艘军舰和一架战机”。
在王树增看来，这表面的强弱对比之所以在极短的一段时期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是由于在解放战争尚未爆发时，国民党政权的执政基础已经濒临崩溃。大小官员，以“接收”之名，“从峨眉山下来摘桃子”——侵占国家资财、勾结不法商人、垄断市场贸易、武装走私贩私。
在国统区社会各阶层都有人怨声载道，有的地方已经民怨沸腾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没有缺位，而是适时地开展工作。国防大学教授、军史专家徐焰少将说：“在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两个战线的斗争：公开的武装斗争和隐蔽的地下斗争。当年党的地下工作的最重要目标，是在政治上争取敌占区的人心，地下工作者多数在搞工运、农运、学运和秘密的统战，发动和组织群众拥护共产党。”徐焰举例说，在解放战争中，中共隐蔽战线的最大成就，是发动国统区广大群众掀起轰轰烈烈的反饥饿、反内战的群众斗争。
以上海为例，在三大战役还没有开始，国民党军还在重点进攻解放区的时候，就曾发生过一起国民党宪兵与警察的冲突。而这起冲突发生后，中共地下党组织因势利导，让不少基层警察认清了国民党反动统治之恶，也让大上海的民心向中共倾斜起来。解放战争时期曾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的张承宗回忆，1947年7月27日晚上，金都大戏院，亦即如今延安中路石门一路上的瑞金剧场里，国民党宪兵和警察发生激烈冲突。先是一名宪兵排长打伤了一名学警，接着附近新成分局的学警，以及老闸等分局的警察闻讯赶来声援， 宪兵队则调来 100 多名荷枪实弹的宪兵，疯狂开枪射击，当场打死7个警察，另有7个警察被打伤。第二天一早，上海各个警察局就纷纷传谈宪兵打死警察惨案的经过，闻者无不愤怒，形成了全市警察大罢岗的局面。此时，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因势利导，发动大批警察和被难家属去参加追悼会，形成又是一次示威浪潮，使国民党当局处于十分狼狈的境地。此后，国民党当局千方百计想在警察中找出中共地下组织，却因为张承宗等人在分化瓦解敌人营垒的目的达到后， 及时收缩，使得国民党当局的阴谋未能得逞。
在国共和谈破裂以后，原本在抗战时期一度在国统区处于公开、半公开活动的中共机构，不得不转入地下。此时的工作方略的核心，就是使党的秘密活动和组织群众性的明处的斗争结合起来。
在解放战争后期，因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努力，国民党政府负责工矿事业建设和管理的重要机构——资源委员会宣布起义，即是此方略的经典体现。在上海解放前夕，资源委员会从中央银行提出历年节余外汇 400 多万美元，换成资金和物资，分拨全国厂矿维持生产和职工生活，使他们在解放后很快正常生产。剩余更为巨大的物资、资金则交给新中国用于建设。解放战争时期在上海从事情报工作的地下党员季崇威认为，解放前夕， 国民党的特务密布， 对接近共产党和反国民党的人士残酷镇压。资源委员会能干成这一涉及千万人员的大事，居然未有人出来告密泄露而遭受破坏失败，归根结底是他们看到了国民党大势已去，不能再跟随下去。而共产党通过各种渠道让他们了解了知识分子和工商业的政策， 使他们打消了疑虑。无疑，力量的变迁在人心向背。当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的女儿陈琏、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都已经成为中共地下党员的时候，人心在哪一边，已经相当明了了。
情报英雄战功卓著
徐焰表示，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起，由于在反动军阀镇压下没有合法活动条件，长期在地下状态活动，只是在1924年至1927年间在国民党当局辖区内才有合法地位。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从上海脱险的周恩来到达当时的中共中央所在地武汉。他吸取教训，为保卫中央安全建立了“特务股”，亦即后来的特科，在各处建立内线，并组织了精干的武装保卫人员和秘密交通网。
但从中共专职情报机构诞生的第一天开始，周恩来就规定不允许在党内搞互相侦查。中共地下工作的原则，更是不允许采取收买、色诱和暗杀。到了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地下组织发展关系，一如既往地以政治觉悟作为基础，而不是像前几年一些影剧作品里反映的用哥们义气、爱情吸引等手段。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苏联情报专家来华介绍经验时，曾经表示，用金钱、美色才能获得有价值的情报。中共情报工作负责人李克农对此气愤地反驳道：“我们过去没有这样干，今后也不会这样干！我们主要靠交朋友、做政治思想工作，有时也用一些金钱，但只是辅助手段。”
以1936年在清华大学秘密加入中共，后成为国民党“西北王”胡宗南秘书的熊向晖而论，胡宗南看中熊向晖的恰恰是熊的才干，以及显露在胡面前的抱负。1943年，随着抗战局势日渐明朗，共产国际又正好解散，蒋介石向胡宗南发布了“闪击延安”的指示。熊向晖迅速将这一情报发往延安。中共以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的名义发电质问胡宗南，使得国民党这一阴谋破产。此前此后，直到解放战争后期胡宗南随蒋介石败退台湾，都念念不忘熊向晖，认为此人是个人才，可堪大用。
1947年2月，熊向晖与相恋多年的女友谌筱华结婚，证婚人是蒋经国。之后两人开始蜜月旅行到杭州时，熊向晖又被胡宗南召回。原因是国民党军又将大举进犯延安，军情紧急。熊向晖再一次将重要情报送到了中共党组织手中。为此，毛泽东称赞熊向晖 “一个人可顶几个师”。周恩来也称赞：“我党打入国民党内部的情报人员工作卓越，李克农、钱壮飞和胡底属于前三杰；国共战争期间，又有三位突出的情报人员，同样一人能敌万千军，创造了情报工作的奇迹。他们就是后三杰。” 后三杰包括熊向晖、陈忠经和申健。其中，原本于解放战争后期由国民党公派留美的熊向晖，因在1949年11月突然出现在中南海勤政殿，由周恩来向国民党元老张治中、邵力子、刘斐介绍称其“归队”，由此离间了胡宗南与蒋介石的关系，但也因而暴露，不再适合做地下工作。陈忠经和申健也大抵如此，在新中国成立后，他们“浮出水面”。而因建国初期还有不少无名英雄在台湾潜伏之故，身在大陆的吴仲禧仍不得不隐瞒真实身份，以防在台湾的同志暴露。直到1956年，吴仲禧才主动暴露了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此时，吴石将军已在台湾遇害。
到了1978年，曾在中共中央调查部工作的谢筱迺在做党史资料征集工作时，在京遇到吴仲禧，当面对他说：“你在解放战争期间提供的军事情报十分重要，很有价值，有些还直接呈毛主席参阅。”之前从未知道这一层面消息的吴仲禧甚感惊讶和欣慰。
历史真相仍需进一步开掘
就连吴仲禧本人，对自己曾经的功绩也未必有全部、系统的认识，可见当年的地下工作，确实需要如今的人们去仔细研究、发掘真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近70年的时光里，尽管一些历史研究确实发掘出不少一度湮没的真相，但由于当年隐蔽战线的斗争性质的缘故，许多历史真相未必能很容易很清晰地展现出来。
6月27日下午，在上海市政协召开的“上海红色历史纪念地遗址发掘项目发布会”上，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历史学家苏智良教授告诉记者：“以上海为例，许多当年中共地下党员曾经奋斗过的地方，如今却很难找到蛛丝马迹了。”苏智良举例，1982年5月28日，时任全国工商联秘书长的黄玠然来沪，约请当年一起从事秘密工作的原中共中央机要主任张继恩等人，到王家沙附近的石门一路336弄弄口，向居民求证后才明确，这里就是当年的柏德里。也就是当年的家、从事秘密工作的地方。然而很可惜，这一处里弄后来拆除了。苏智良还举例，在上海市人民政府的组建过程中，一个重要特征是充分发挥地下党和党内专家的作用。早在1949年4月，中共中央就决定在香港的潘汉年、许涤新和夏衍三人火速回来，准备接管上海。后来，潘汉年担任常务副市长，夏衍担任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兼文化局长，许涤新担任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在建设新上海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过程、细节，仍值得仔细研究。而以整个解放战争论，从最初国民党军整个师、整个军起义，到后期湖南、新疆等地整省起义。如此大规模的起义，在世界五千年战争史上几乎没有。回望历史，这些起义背后，更是离不开地下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