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灯塔 “西柏坡” 仍在指引-z6尊龙旗舰厅

　　“西柏坡纪念馆，合格”，9月5日，国家一级博物馆运行评估结果汇总表上如此显示。与之并列的有中国国家博物馆、首都博物馆、上海博物馆等。自2008年5月被国家文物局命名为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以来，西柏坡纪念馆通过数次审核，每次都保持在国家一级博物馆行列。

　　在中国的博物馆领域，西柏坡纪念馆缘何如此重要？原因在于1948年5月27日，中共中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移驻西柏坡。此后，在短短的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在此指挥了决定中国命运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

　　西柏坡，是中共中央最后一个位于农村的指挥所，是三大战役的中枢指挥地。随着平津战役的胜利，北平和平解放，中共中央进入北平，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

　　在三大战役期间，有408封电报从这里发出。美国人曾责问蒋介石，“你有飞机，可以坐飞机指挥却为什么总打败仗？而毛泽东没有飞机，靠电报指挥，为什么却总打胜仗？”

　　西柏坡，蕴藏着中国共产党人的胜利密码。

　　2013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西柏坡曾经说过：“当年党中央离开西柏坡时，毛泽东同志说是‘进京赶考’。60多年过去了，我们取得了巨大进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富起来了，但我们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依然严峻复杂，应该说，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在三大战役胜利70周年之际，回顾西柏坡精神，更是非常必要。

并不闭塞的小山村

　　三大战役期间，这里仍然是个不闻炮声的小山村。这里没有陈兵百万，然而，这里的四间小平房，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运筹帷幄之所在。

　　1947年5月，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央工作委员会来到此地，借用了西柏坡村东头的13 户民房，根据需要又请工匠陆续修建了部分房屋，陆续围起了一道土坯围墙，形成院落，为了适应战争的环境，中央工委对外称“工校”或者“劳大”。1948年5月27日，中共中央来到这里——当时属于河北省建屏县的西柏坡。由于此地背靠青山，南邻滹沱河，滩涂肥沃，稻麦两熟，曾被聂荣臻誉为“晋察冀边区的乌克兰”。当然，聂荣臻的这种说法，是当年革命乐观主义的一种表现而已。总体说来，当时的西柏坡，不过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当时，全村共有85户人家，一条南北走向的恶石沟把整个村庄分为东西两部分。沟东侧占地60余亩，居住13户村民，还有几个打麦场和一些空闲地，中央机关驻地就选址在这里。

　　由于西柏坡是晋察冀老根据地的一部分，当地群众对中国共产党非常了解，老百姓觉悟很高，有6户村民主动迁出，把自家的房子、院子让给中共中央机关。中共中央决定在此办公后，又新建了一些房子。不论公房还是民房，除朱德的三眼石窑洞外，其它都是依地形而建的土坯房。中共中央驻地中间偏东位置有个老鼠岭。为了确保中央领导的安全，老鼠岭上设有一个报警钟和一个值班室，山岭下挖凿了一条232米长的防空洞，南边三个口，北边一个口，分别连接着中央首长住所和中央机关。中央各部门，则星罗棋布地分布在附近的村落。这就是国共大决战时，中国共产党的中枢指挥地了。

　　1948年夏秋之际的蒋介石，在南京坐镇指挥国民党军——抢东北，固华北。他有着美援特别是部分美式装备的部队，有海军，有飞机。到了10月中旬我东北野战军攻克锦州时，蒋介石于10月15日、18日两次飞到沈阳进行部署。然而，沈阳还是失守了。甚至到了解放战争后期，蒋介石的飞机从哪座城市起飞盘旋，即预示着这座城市即将解放——南京、重庆、成都，莫不如此。

　　为何有飞机，可以坐着飞机靠前指挥的蒋介石总打败仗，而没有飞机，只是在西柏坡用电报指挥的毛泽东却总打胜仗？

　　民心向背当然是很大的一个因素。在西柏坡群众为中共中央，为毛主席腾出办公用房的时候，在南京的蒋介石已经民心尽失。

　　今年早些时候，刚刚以95岁高龄于台北去世的学者、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纂修蒋永敬先生认为，1948年的蒋介石，天时、地利、人和，一个都不占。虽然在三大战役以前，蒋介石拥有貌似强大的武装力量，拥有中国绝大多数城市，可这些城市逐渐成为被孤立起来的据点式城市。特别是东北、华北的城市，逐渐连通往外界的路、桥都被挖断，物资只能靠空投。

　　蒋永敬称，在民众中，因为当时的通货膨胀，许多人对蒋介石恨之入骨。当时南京市民听说蒋介石要下野出国，放鞭炮庆祝。“最后蒋介石众叛亲离，死的死，跑的跑，变的变，没人可用，变成孤家寡人。‘人和’没有了还打什么？”蒋永敬说。

　　西柏坡则不同，尽管是个貌似闭塞的小山村，但却与外界保持着最迅捷的联系。通过和光速一样快的电波，西柏坡得以与辽沈、平津、淮海战场通联，得以和国统区隐蔽战线的同志通联。

　　当时驻扎在郜家庄村的军委三局负责通信工作。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与全国各解放区、野战军以及国统区我地下工作人员进行无线电通信联络，许多都要靠军委三局的电台来实现。要想在战场上克敌制胜，就得首先保证我电报不泄密，最好还能同时破译国民党电报的密码、密信、密语。

　　如今已90岁高龄的董厚亭老人，当时是个20岁的小伙子，担任中央办公厅机要局机要员。董厚亭如此解释“机要员”三个字：“机要员，就是机密而重要的人员。技术问题，并不是最主要的问题。技术再好，嘴巴不牢，那再想保密也保不了。”

　　周恩来曾说：“在这里，我们一不发人、二不发枪、三不发粮，只发电报。”从1948年9月12日到1949年1月31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共持续142天，位于西柏坡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往前线的电报共计408封。

　　在西柏坡统帅部的军委作战室参谋刘长明曾说：“西柏坡作为指挥300万军队的大本营，与全国各地区、各战区的往来电报，像雪片一样，昼夜不断。如果电波是有形的，那么1948年的西柏坡就会被一张电波交织的大网严严实实地罩在下边。”

　　西柏坡的机要人员平均每天收发电报四五万字。与用于大众传播、著书立说不同，机要员从事的是秘密信息的传递工作。

　　“我记得毛主席说过，要我们做无名英雄。”今年89岁的王旭，当年还是个19岁的小姑娘，当时任中央社会部机要员。在她看来，人民解放军决胜千里，以摧枯拉朽之势赢得三大战役的胜利，其中很大一个贡献要来自于周恩来创建的电报密码。从1931年的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开始，红军开始截获、破译国民党军电码。长征开始时，电码破译达到一个高潮。国民党军收发电报，万变不离其宗——其密码都来自于法国人威基竭(s.a.viguer)据《康熙字典》编出的《电报新书》。即使国民党军的加密电报，也完全由《电报新书》编码方式变化而来，往往有迹可循。由于国民党军电报绝大多数采用文言文或者半文半白的语句，有红军干部为此专门研究明清的尺牍、信札。同时，周恩来领导的中央特科大量潜伏人员，也对破译密码做出了贡献。而红军的密电码，却往往难倒国民党。原因就在于周恩来发明的“豪码”令国民党破译部门抓不着头绪。

　　作为中共隐蔽战线的创始人，周恩来曾化名伍豪。“豪码”之名，由此而来。“由‘豪码’，应该证明——我们从红军时期开始，尽管人民军队在其他方面曾比较落后，但是在通信高科技方面还是比较先进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温瑞茂如此评价。而在当时来说比较先进的电报通讯模式，也让看似闭塞的西柏坡，实质上并不闭塞——成为催生一个全新的人民共和国的力量的指挥地！

从这里“进京赶考”

　　1948年9月，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大决战的关键时刻。刘长明记得，当时朱德总司令在军委作战室听取战况汇报会时曾经说：“二十年来的革命战争，向来是敌人找我们决战。今天形势变了，是我们集中主力找敌人决战。” 但即便如此，西柏坡的工作条件仍然比南京国民党方面艰苦得多。

　　如今的作战室旧址墙上，挂着35张小图组成的长方形地图。那是1983年有关部门印制的。三大战役期间，这里墙上所挂满的各种军用地图，得来之不易，如今的人们很难想象。当年作战室参谋赵云慈回忆：“我们参谋人员负责标图，用的是战场上缴获的黑白图。我们用电光纸剪成三角旗——粘在大头针上代表双方兵力，在地图上搬来搬去。后来用缴获来的红蓝铅笔，再后来红蓝铅笔也赶不上用了，就用自己纺的毛线涂上红蓝两色代表两军。”

　　时任军委作战室副主任的张清华说，当时作战室只有十来个人，人虽少，却把敌我两军的编制、序列、兵力部署、战场态势掌握得一清二楚。既要汇报敌情，又要统计战绩、公布战报，五六个参谋管全国，工作效率极高。

　　“那时候周副主席、朱总司令天天往毛主席屋里跑，再大的事情，三个人一碰头，就下了决心。”张清华说，毛泽东主要管打仗，他的卧房连着办公室，身边有两部立式军用电话和两个土造的电铃。机要室收到各战区的电报，直接送给毛、周，并不经过参谋人员。逢有紧急军情，毛泽东总是亲自拟写电文，注明“发后请周、朱传阅”或“传阅后发”。

　　两军交战，在战场上率兵搏杀的将军，却因军情紧急而大多无缘进入中枢指挥地。除了百万雄师过大江攻入南京时，解放军能及时进入国民党反动派的中枢指挥机关以外，在解放战争时期，几无国民党将领来到西柏坡。1975年，在淮海战役被俘的原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司令长官黄维，来到了西柏坡。当时，他刚刚走出战犯管理所。他想知道，毛泽东怎样在短短4个月内，就指挥人民解放军打败了国民党800万军队。在西柏坡，他发现了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密码！

　　迈进军委作战室旧址的门，黄维站住了。室内光照并不充裕，屋子里的摆设更是简陋。黄维站着凝思许久。对于失败的原因，黄维在被俘后的27年间已想过不少，可面对这小土屋，他不由低下头，由衷地发出了一声叹息：“国民党当败，蒋介石当败啊！”

　　在三大战役开打后，中共方面虽然实力上几乎与国民党势均力敌了，但当时的中共中央大院，竟然仍放在小山村一排低矮狭小、土坯垒就的农村房舍里。黄维想到的是——自己曾经在抗日战争时期参与过淞沪会战、武汉会战，编练过青年军。抗战胜利后，他的青年军征集工作却远不如抗战时期有效率。黄维想到蒋介石让他打造中国的西点军校，可军校未办，黄维却已经领兵参与内战。看似强大的十二兵团，却在淮海战场如此不堪一击。

　　在战犯管理所，黄维一度仍想不通，可在西柏坡，他想通了。

　　三大战役以后，1949年3月5日至13日，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在这所房子里召开。毛泽东主持会议并作重要报告。在会上，毛泽东还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务必”：“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会后第10天，即1949年3月23日，党中央、毛主席离开西柏坡“进京赶考”，开始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

　　“当年党中央离开西柏坡时，毛泽东同志说是‘进京赶考’。60多年过去了，我们取得了巨大进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富起来了，但我们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依然严峻复杂，应该说，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2013年7月1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来到革命圣地西柏坡，在同县乡村干部和群众座谈时郑重作出这个表示。

　　回望来路，展望未来，西柏坡精神同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一样，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立党治国的宝贵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