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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世界工厂-z6尊龙旗舰厅

日期:2018-10-17 【 来源 : 新民周刊 】 阅读数:0
阅读提示:「三来一补」模式的诞生,开创了「东莞奇迹」。东莞从1994年就提出要从「劳动密集型工业」转向“技术密集型工业”。
作者|周 洁

  德国著名的中国专家弗兰克·泽林在近日的一篇文章中如此形容东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拥有近千万人口的东莞,是蓬勃发展的广东省省会广州与比邻香港的“迈阿密与硅谷混合体”深圳之间的“丑小鸭”。但在经过一系列的努力之后,这只“丑小鸭”如今已经跻身全国15座新一线城市名单。


东莞?新一线?

  这个大家印象中有点土气的“代工厂”,凭什么打败其他城市成为“新一线”?

  这个老牌的制造名城,除了廉价劳动力和土地之外,如今还有别的优势吗?

  作为改革开放先行者,曾以gdp年均18%的经济增速领跑20年的东莞,在滚滚向前的南海潮中,转型顺利吗?身处其中的企业和人们,如今过得怎么样?

  带着这些疑问,《新民周刊》记者亲赴东莞,寻找问题的答案。


“三来一补”成就的“世界工厂”


  东莞,一座诞生了“民间藏富八千亿”传说的城市,也让无数人白手起家的梦想照进现实。40年里,多少人身怀创业梦想,来到这座充满机会的城市,有人志得意满,有人铩羽而归,有人执着坚守。

  29岁的熊倪来自宁夏,在北京上学时喜欢阅读商业财经报道,封面上的大佬们是他的榜样,那些文字打磨出的商海钩沉、热血故事,也在他的心里种下了一颗创业的种子。

  2013年,大学毕业的他选择了广东,原因很简单,“因为这里出的企业家最多。机会多。”他说。

  这个决定经过深思熟虑,熊倪的专业是高分子材料,他的创业伙伴黄新本身来自东莞,家里有一些人脉和资源,他们选定了电镀行业和塑胶行业作为主攻方向,“一种是有机化学一种是无机化学,这两种都是工业的基础原料,我们都能很快上手。”

  为了摸清整个市场的规律,熊倪先在一家电镀工厂呆了下来,两个月的时间里,他把技术、经营、销售的门道都摸清了,与此同时,他却发现,他所在的园区里,每天都有工厂在倒闭。“那个时候我意识到,我们可能来得太晚了,这里已经是制造业的红海,而电镀又是重污染行业。不管我们怎样努力,时代潮流都是不可逆的。”

  时光倒回40年,东莞则是另一番景象。

  1978年7月,国务院颁发了《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试行办法》,中共广东省委率先作出发展来料加工的决定,东莞、南海、顺德、番禺、中山作为先行试点县。

  1978年9月,中国内地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东莞县太平手袋厂在东莞创办,开启了东莞农村工业化之旅。《南方日报》在1988年9月29日的头版头条上记述了这一段敢为天下先的往事——

  1978年夏天,港商张子弥在广东省二轻局的领导陪同下考察虎门镇,终于,他看中了濒临死火的太平竹器厂。

  这位长期经营手袋的商人,由于多种原因,他在台湾投资的工厂面临倒闭。而当时的内地正悄悄自动开放着大门,嗅觉敏锐的张子弥抓住了这个机会,选择了靠近香港,水陆运输方便,劳务费又便宜的虎门开办手袋厂。

  港商投资办厂,对于投资者或是东莞的当事者来说,都是没有先例可循的,在经过反复的思考与谋划后,双方在1978年8月30日签订合同,那张标注“粤001号”的三来一补协议在东莞诞生,协议中写道:港方负责进口设备、原材料及产品外销,东莞二轻局则提供厂房和劳动力。

  经历了筹备、引进设备、试产等阶段,太平手袋厂在当年9月15日正式投产了。

  太平手袋厂采取香港的管理模式,最根本的改革就是工作量按件计算。当时的供销科长吴国良回忆:“每人每月拿二三百元,比起干竹器每月28元,多了十多倍。很多人拎着鸡鸭想走后门进入太平手袋厂。”

  最鼎盛的时候,太平手袋厂的厂房从开始的400平方米扩建至后来的8000平方米。

  太平手袋厂的成功开办,吸引了大批港商进入东莞投资设厂。港商进入东莞投资,对东莞的营商环境、意识观念更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珠江模式的再认识》中这样写道,被称为“借船出海”方式的“三来一补”,让东莞迅速积累起产业发展的资金。此后,东莞的城乡经济又从“借船出海”转向“造船出海”,由外商独资经营与和外商合资经营的企业逐年增加。

  “三来一补”模式的诞生,开创了“东莞奇迹”,它像燎原之火,蔓延到整个广东乃至全国,也使东莞逐渐成为“东莞塞车,全球缺货”的“世界工厂”。



台商涌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


  驱车行驶在东莞中心城区,映入眼帘的最高建筑,便是东莞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台商大厦。当地人告诉记者,这是台资企业最辉煌的时候落成的,“还没盖完,68层的写字楼就已经全部被预定光了。”

  “全国台商三分之一在广东,广东台商三分之一在东莞”,这句民间俗语生动形象地表达了东莞台商在全国的比重。

  然而,1988年前,在东莞的外资中,港资仍然占多半。直到1987年10月,台湾决定开放台湾同胞赴大陆探亲的方案实施,两岸长达38年之久的隔绝状态才终于被打破。

  是时,恰逢台币兑美元升值、台湾《劳动基准法》实施,导致台湾当地劳动力成本上升,而内地已经到了改革开放的第九个年头,因此,两岸政策缓和后,台商纷纷以探亲名义赴大陆考察,寻找投资机会。

  1988年之前,没有台商直接投资的先例。台商张铭烈非常看好这片新兴市场,他在1979年创办的万泰电线,当时已成为台湾最大的电线生产企业之一,由于台湾的生产成本暴涨,他决定“曲线救国”,先在香港注册成立香港乐豪有限公司,筹划以港资企业的身份和来料加工的名义投资大陆。

  在当时龙眼管理区领导的帮助下,1987年,张铭烈在龙眼租下3000多平方米厂房。1988年3月,泰兴电线厂正式开厂,东莞首家台商企业由此诞生。不仅如此,30年间,这里还曾先后走出200多个线缆行业的老板,被誉为国内线缆行业的“黄埔军校”。

  1988年,国务院第十次常务会议通过《国务院关于鼓励台湾同胞投资的规定》,越来越多的台湾人像张铭烈一样,从香港、深圳辗转深入东莞考察、投资。

  也是在1988年,国务院批准东莞由县升级为地级市。这一年,东莞各个镇区都开足了招商引资的马达。以海外侨胞为宣传对象的《东莞乡情》杂志,不时刊登铜版纸印刷的工业区广告:“××工业区依傍广深公路、紧靠太平海港,交通便利。”“××工业区有大量外地劳工涌入,用电设有专柜,电力充沛……”

  1992年后,来东莞投资的台商越来越多,台商投资的领域遍及电器及电子产品、五金及五金制品、工业用原材料、鞋业、机械和家具等,东莞成为中国大陆台资企业最密集的地方。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再次形成挤压力,台湾的电子和it产业作为东莞市第二批投资大户纷纷转移和落户,这次产业转移被命名为“集聚效应”。

  据东莞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统计,协会成员从1993年创会时的360家发展到最高峰时的3530家(2006年),若加上不入会的台商,最多的时候台商总数可能达7000多家。截至2017年10月,在东莞的台商仍有2700多家。

  台商在东莞的兴起和发展,也成了东莞引资的主要方式之一,数据显示,仅台达电子就带来了20多家上下游企业。而这些企业的配套,也带动了当地的吃住行行业壮大,不少勤劳聪明的大陆商人抓住了这个机会,成为了先富起来的那批人,黄新的父亲黄旻正是其一。1989年,黄新的父亲揣着家里东拼西凑的300块钱,从福建来到深圳,凭借一口乡音闽南语,他和东莞的台商们走得很近,渐渐地,他从工厂门口摆摊卖油条到规模化承包食堂负责餐饮,随着台商的壮大,生意也不断扩大,“最多的时候,能够为三万个工人配餐”。


转型升级,“世界工厂”再出发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开始爆发。那一年,提出了一个新名词,转型升级。事实上,东莞的转型升级比这更早。随着原材料价格、人力成本、土地租金等暴涨,人民币大幅升值、政策环境日益严峻,部分企业在市场的冲击中没有实现积极转型,被市场无情地抛弃了,其中,就有开创“三来一补”模式的第一家企业太平手袋厂。

  传统制造业遇到困境,其实早有预期,因此,东莞从1994年就提出要从“劳动密集型工业”转向“技术密集型工业”。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东莞部分企业逐渐往中国中西部地区或东南亚迁移,留下的企业也在主动谋求转型。“当时提升经济的4万亿计划给了低端制造业喘口气的机会。但大家明白,不转型就只能等死。”熊倪身处其中,已形成了对市场的天然敏感性。从电镀行业出来后,他转而投向塑胶行业。

  为什么不离开东莞?

  “东莞是有其不可替代之处的,经过四十年的发展,这里的产业配套在全国也找不到第二个了。”熊倪向记者打了个比方,“工厂的设备配件得维修保养吧?如果我在宁夏,那找到适配的型号然后再寄过来,可能要花上数天的时间,还有快递的支出,但如果在东莞,可能都不用出镇,什么型号都能找到。”

  “东莞的基础设施已经非常完善了;另外,这里的政府办事公道,政策落实也好。”众一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李总也对东莞赞誉有加。

  众一成立于2013年,前身是一家做塑胶进出口的贸易公司,金融危机的浪潮过后,众一收购了当时东莞一家拥有核心技术的聚酰胺(俗称尼龙)企业,据李总介绍,虽然我们的生活中每天都能见到塑料制品,但大部分都不是国产的,“我们原先做贸易,有渠道优势和原料优势,现在加上技术优势,我们才能在竞争中活下来,掌握议价权。” 李总对此有着清晰的规划, “塑胶是工业粮食,需求永远存在,但光在东莞的樟木头镇,就有几万家塑胶厂家,未来想在这个市场立足,核心技术才是最大的竞争力。”

  2017年,众一和华南理工大学合作建立院士工作站,专心研发高附加值的工程塑料,目前已经产生了四项成果。与此同时,众一也申请到了东莞市高新技术企业,获得了1000万的补助支持和税收减免,如今,众一是oppo\vivo\美的等大型企业的塑胶供应商之一,年产值达到两个多亿,靠技术优势取得了逆袭。

  同样通过主动转型升级留在东莞的,还有台湾商人、晋锋五金制品的张总。2004年开办工厂起,从20个工人,到去年高峰时的900个工人,虽然感受到了用工成本的不断上涨和营商政策的收紧,但“这里有我的供应链和客户链”。并且,早在2008年,晋锋就开始布局研发创新,建立了自己的原创团队,也因此,在数次经济浪潮过后,晋锋不退反进,如今他生产的电子配件,是比特币核心元件的组成部分。

  真正身处浪潮其中的人们,反而对自己所处的位置有着更为清晰的理解。“不管生意好做难做,这个市场总有人会被淘汰,也总有新人进场,都是自然规律。”张总向记者坦言,“当年内地经济落后,需要吸引外面的帮助,但国家要进步,低端制造业就迟早要转移,对于企业来说,适者生存是最好的应对。”

  事实上,随着产业转型升级的推进,东莞的传统产业逐渐走向集群化。如今的东莞,通过培育“两自”企业,力推“机器换人”,已经加快了转型升级的步伐。

  2014年,东莞市政府“一号文”明确将发展工业机器人产业、推广机器人应用作为重点工作之一;随后两年,“一号文”不断加码“东莞智造”。十九大召开后,东莞提出要在创新转型发展上实现跃升,其中一个目标是实现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比超过50%。

  据《2017年东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7年东莞新增国家高新技术企业2049家,总数达4077家,位居省内地级市首位。发明专利授权量为4969件,pct国际专利申请量为1829件,均排广东省第3位。

  东莞位于广州与深圳之间,为融入广深科技创新走廊,成为该走廊的成果转化基地,松山湖和滨海湾新区被规划为“两核”。2017年,华为的终端总部和企业数据中心决定要从深圳搬到松山湖,光办公园区,就投资了100多个亿;除了华为,东莞还吸引到散裂中子源、中集智谷等高端创新要素,有专家认为,这些公司集聚在一起形成的能量,恐怕在专业化方面会超过深圳。

  但也有人认为,对像东莞这样高速发展的新一线城市来说,把人才招来是容易的,但更重要的是如何让他们留下来。

  不过,无论怎样,走过40年开放道路的东莞,未来仍将倍速发展,“世界工厂”,再次扬帆,朝着远方,出发。(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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