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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医生们: 时间冲淡不了那段非凡的经历-z6尊龙旗舰厅

日期:2018-05-09 【 来源 : 新民周刊 】

  编者按:我要悉心传授医学知识;我要竭尽全力,不给病人带来痛苦;我要清清白白地行医和生活……
  当希波克拉底誓言在耳畔响起,当你披上“医者仁心”的白色大衣,将意味着你肩上背负着救死扶伤的天职,意味着你将随时候命,即刻出发。
  十年,弹指一挥间,抗震救灾中的白衣天使,在气壮山河的生死大救援中,与时间赛跑、与死神竞速。
  2008年5月12日地震发生后,上海交大医学院各附属医院的医护人员第一时间毅然请命,先后派出11批、126名医疗队员奔赴灾区第一线,自5月26日开始各附属医院还腾出病房、保障医护,接收了众多来自灾区的伤员。据统计,截至2008年5月28日,上海交大医学院全校募集捐款1242万元,上交特殊党费215万元。
  时隔十年,4月23日至24日,交大医学院党委副书记赵文华,率队赴四川省开展“十年医源情”——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走进都江堰系列活动,带领当年的白衣英雄重回那片战斗过的热土。十年过去了,当年的救援战士、白衣天使们,鬓角生出华发,眉间已有皱纹,但时间却冲淡不了那段地震救援的非凡经历。
  从都江堰回到上海十天后,《十年医源情  难忘汶川——一堂特殊的思政课》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举行。三名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曾参与援川的专家:瑞金医院副院长陈尔真、仁济医院胆胰外科主任王坚、第九人民医院北部感染科主任许洁来到现场,分享了当年在抗争救灾时“平凡医者,镌写大爱”的生动故事
  
“上海陈老爹”,我爱你
  
口述|陈尔真(瑞金医院副院长) 整理|吴 雪
  
十年前,我作为一名援川医疗队员,随上海第二批救灾医疗队踏上了5·12地震救灾的征程。十年间,我以“陈老爹”的身份见证了“四川女儿”段志秀的重生与蜕变。
  2008年5月18日飞机抵达当晚,首站奔赴前线德阳,野外奋战数天后,我辗转调到华西医院icu。华西医院作为成都最大的医院,集中了地震中几乎所有最重的伤病员。在那里,我的身份不再是主任医师、博导,而是一名普通的住院医生,在我分管的6个病人中,有一名地震后被埋10余小时、就读于北川中学的16岁花季女孩秀秀。
  第一次见到秀秀,她因腿部肌肉坏死,在野战医院截去了左腿。秀秀就读的北川中学伤亡严重,她所在的班级51名学生,只活了29个,其中6人截肢。呼吸衰竭、肾功能衰竭、气管切开发不出声音,这名阳光少女在一次次与死神抗争中,心理蒙上了巨大阴影。每个夜晚脱下白大褂,我都在思考一个问题:“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可是,如果我把她救活了,她的将来怎么办?”
  第二天我在白大褂兜里放了一叠四方纸条,鼓励秀秀写字交流。她写“喂我五勺鱼汤”,护士小姐姐就为她准备好;她写“我从没喝过酸奶,想喝”,我就跑到楼下超市买了一瓶上海光明牌酸奶,直到现在,秀秀只认光明牌酸奶,因为这是她最信任的陈老爹为她挑选的。我每天下班都要向她“请假”,她醒来第一眼就要看到我,已成彼此间默契的“惯例”。
  2008年5月26日,由于秀秀的机体免疫力紊乱,导致创伤感染昏厥,且伴以呼吸道大出血。我和40位重症专家迅速展开生死大营救,直到6月1日秀秀醒来,专家组已连续奋战了五天五夜。来不及多休整,我就心疼起了这个坚强的孩子,她比我女儿还小一岁。
  为她的创面换药,需要清除坏死表皮,血淋淋的画面常人无法忍受。我对她说,如果疼就上点麻醉剂,秀秀写下:“给我一条毛巾”,她接过毛巾就往嘴里塞,硬是不吭声,又写:“多用麻药,对康复不利,我今后还要读书”。这个想法从我们医生的角度看是不对的,但我能理解她迫切想要回到正常生活的心情。
  短短十几天相处,秀秀越来越依赖我,有一天她突然写到“陈叔叔,我可以认你当爸爸吗?”我很受触动,自此,我不但有了一个新身份“陈老爹”,更理解了白衣天使救死扶伤之外的另一层精神含义。
  今年4月23日,我与交大医学院的同事们一起重访都江堰,与秀秀重逢。这十年间我们一直保持联络但却几乎没有碰过面,再见时,秀秀已不是十年前躺在病床上的绝望少女,而变成了亭亭玉立、阳光乐观的在读硕士研究生,现就读于兰州大学民商法学院。
  戴着义肢生活的秀秀,看起来与同龄人并无两样,我很欣慰。她还专门录制了vcr给我:在我人生的重要阶段,升学,选专业,我都会告诉“陈老爹”,他会给我很多建议,很感谢他,也很爱他。
  我在朋友圈晒出了和秀秀的合影,同事们都说“小女儿”长得像我,我和秀秀,不是父女胜似父女。至今我还记得十年前的那间病房里,时任总理的温家宝亲切地问候秀秀,并用我递上的记号笔,在一张病历纸背面写下:“昂起倔强的头,挺起不屈的脊梁,向前,向看未来,坚强地活下去。”这句话不但对秀秀也是对灾区伤病员最大的鼓励和期望。
  我是上海“陈老爹”,我愿做“四川女儿”段志秀人生中的另一条腿,另一个支点,让她未来飞得更高、走得更远。我又是上海抗震救灾医疗队队员,援川,于我而言,是从实践中更懂得了作为一名医生的真正价值。

       经历了5·12地震,我坚信,任何困难都难不倒勇敢的中国人,如今的汶川不再是灾区,而是一个风景如画的5a级风景区。而未来,汶川,将会书写更辉煌灿烂的一页。


一线的经历,一生铭记

口述|王 坚(仁济医院胆胰外科主任) 整理|吴 雪

我是从西班牙的电视上看到汶川地震消息的,当时我正在那里参加学术会议。2008年5月13日,我从回国的飞机上下来,就接到了援川命令,带着对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朦胧印象和恐惧感 ,便匆匆奔赴救灾一线。
  四川省人民医院是仁济医院医疗队援川的第一站。医院收治的800多名伤员中有400多名骨科病人需要手术,连续工作超48小时的四川医生急需接替换班,让他们可以休整一下。时间就是生命,超负荷的手术量,不允许我们有半点迟疑。医疗队迅速成立临时党支部,分析情况,将医院里的儿科、内科、眼科医生全部变成外科医生,集中围绕骨科配置救援力量。
  第一天到成都,医疗队就连夜干到凌晨4点,完成了3台重症手术。至此,上海医疗队成为了接棒四川医生的“中坚力量”。
  虽然队员们抽调自不同科室,从未有过合作经验,但在最短时间内形成了强大合力与救治力。事实上,一到成都,队员们就不约而同请战到最危险的震中去。但因当地气候条件复杂,空降茂县、映秀的任务相继取消,大家情绪难以平复。我作为队长给大家鼓劲儿:“有伤员的地方就是前线,能发挥作用的地方就是战场。”据统计,援川期间,仁济医院医疗救援队全队共诊治了3000余名患者,其中重病人500余名;做了70余台骨科手术,其他手术12台。
  我们从上海带了一顶医疗帐篷到成都,如何把这顶帐篷从成都送到更需要的一线去,成为当时一个难题。后来,我们联系到一辆卡车,我跟着车,一路颠簸把帐篷送到绵阳。这个医疗帐篷本来是为上海世博会医疗保障而设计研发的,是一个先进无菌的野战手术室。到达灾区后,医疗队在这个帐篷里做了将近20台手术。
  在灾区特殊的环境下,科学救治,降低死亡率、伤残率,是医疗队的主要工作目标。医疗队宁愿多承担一些风险,也始终坚持“病人利益高于一切”。在救灾过程中,我们曾收治一位17岁的少年,他的四肢都受到了严重挤压,血色素只有1g,生命垂危。此时,截肢对医生而言是最简便的选择,保肢意味着风险、技术难度以及大量的护理工作,但经过会诊,我们还是为孩子选择了保肢的治疗方案。为什么?因为我们考虑到了孩子的未来,在生命安全可以保障的前提下,我们更希望为孩子留下完整的肢体。
  如果不去第一线,会留下遗憾。援川16天,每一位“战友”身上的光芒,令我至今铭记。我还记得,急诊科徐欣辉医生被分到重症感染病区,救治18位重症病人,伴随着震后五天6.1级余震的撤离命令,徐医生说:“我是医生,不会扔下病人独自离开”;麻醉科邓羽霄医生空降汶川县银杏乡,那是一个医疗救援队最后进入的乡村。在那里,他克服缺粮、缺水、缺睡眠的恶劣条件,坚守到最后一刻。
  2008年5月24日,援川进入后续救治阶段,时任总理的温家宝来到四川省人民医院慰问,握着我的手说道,感谢你们,感谢上海。虽只有八个字,对于医疗队来说,却是莫大的鼓舞。那一天,恰逢我39岁生日,这份意义非凡的生日礼物,值得我一生铭记。


永远怀念机长邱光华
   
口述|许 洁(第九人民医院北部感染科主任) 整理|吴 雪
   
十年了,我始终记得这串数字lh92734,这是我们搭乘的军用直升机的番号。2008年5月31日早晨7点46分,我们医疗队5人乘坐这架直升机到达孤岛汶川县耿达乡。我们与送我们的机组人员挥手告别,没想到,这竟是最后一别。当天下午,少数民族特级飞行员邱光华驾驶的这架直升机,坠毁在距离我们6公里的深山中。
  突发的事件,令我们瞬间理解了四川高山旋风气候的复杂多变,也理解了命运的残酷。来不及震惊,一抵达耿达乡,我们便放下行囊,开始背着医疗工具走村串户,为全乡所有的驻军和百姓临时安置点送医送药。
  耿达乡地处高山峡谷地带,全乡共有村民2000余人,17个自然村,有8个自然村分布在高半山,20余天,在余震、泥石流、滚石不断的情况下,队员们徒步走遍全乡20个村组,救治乡民600余人。这里的山最高海拔3000多米,对于从小在城市长大的我们来说,爬山基本是连滚带爬,路上有塌方,有余震,解放军带着我们走,以保证安全。
  条件的恶劣还不止这些。出发之前,我们没想到耿达的医疗状态如此之差,耿达乡卫生所的医疗设备仅有三样——体温计、血压计、听诊器。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只能搞起了发明创造。没有导尿管,我们把带着的很细的儿童胃管剪掉一小截来代替;没有引流瓶,就用葡萄糖袋子手工diy;没有足够治疗湿疹的药膏,皮肤科医生去老乡家找点猪油,拌进地塞米松,效果特别好。
  不仅医疗条件受限,队员们的生活也“很凑合”。由于帐篷有限,医疗队的五名同志,挤在一个12平方的帐篷里,于是有了打油诗:上海医生五人行,三男两女一帐篷。
  医疗队队员马勇是回族,由于饮食限制,他靠吃茄子、卷心菜和稀饭来支撑每天翻山越岭下乡巡诊;队员周军被戏称为“黑鹰直升机”,因为腰痛的原因他站起蹲下都是直上直下,即便如此,他也忍痛坚持为每一个病人检查。
  按照救灾原则,医疗队停留时间不超过两周,换防时间到了,但由于天气原因,直升机迟迟无法降落,食物、生活用品等储备几乎接近零。如果硬撤,耿达将成为一个空白医疗点。为此,我和队员们商量后决定,无论如何也不能撤,就这样,我们坚守在耿达直到6月24日。
  返程时间变得遥遥无期,大多数队员为了减少家人和医院的压力,选择“只报喜不报忧”。事实上,震后12天,四川共计发生了7904次4级左右地震,近一个月,队员们没有踏实睡过一个整觉。
  在耿达乡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男孩子都想当军人,女孩子都想当医生。”经历了坚守耿达的日夜,我终于懂得了从医的另一层意义——不仅要挽救生命,更要珍惜生命,热爱生命。
后来,有很多年轻人问我当初为什么选择报名去灾区。我回答说:医生这个职业,就是要去需要的地方,我们没有别的可选,也不可能选择不去,这是职业对我们的要求,也是医生内心对自己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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