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生”志愿者们 他们为武汉拼过命-z6尊龙旗舰厅

3月31日，武汉长江大桥两侧的霓虹灯亮起，空气里有了春天的味道。方潇在茶室里烧热一壶开水，烫出几只杯子。茶室是她工作室的一间，飘窗上放着罐装和盒装的茶叶，她挑了单枞，野茶，样子不好看，泡开有股花香。

　　这座城市解封即将365天，方潇的工作室也开始苏醒，去年下半年的境况堪忧，每月一万多元的开支，靠着老客户的订单才能勉强撑下去，今年，改善了许多。夜晚的工作室多数时候是冷清的，茶室却时不时地热闹一阵。

　　方潇手中这一泡野茶是给“野生志愿者”的——那些在疫情期间一起“为武汉拼过命”的朋友们时不时来拜访，和她年龄相仿的珊珊甚至有个专座和专属的天青色茶碗。在这间茶室里，他们聊行业经济，聊父母孩子、萝卜白菜，唯独封城的76天几乎绝口不提。

　　当武汉疫情成功好转时，这群“野生志愿者”由于未在社区正式注册，始终无法得到官方认证，至今没人知道这些原本独立的“补丁”是如何一片片缀成城市安全网。“就当是做了一场梦，梦醒了，生活也该继续了。”方潇说。

　　但她的“战友”，50岁的大象却并不这么想。他总希望“野生志愿者们”的76天被记住——在发现官方无法出具证书后，他托朋友筹措资金，请某大学生创业团队设计、烧制了属于“野生”志愿者们的纪念品。“这个瓷人不代表任何人和机构，只代表这场梦曾存在过。”

　　拍摄《武汉日记》的民间公益导演程逸飞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说，即便在防控最严、通行证越来越难办的时候，野生志愿者的数量也有两三万人，如果让这群人默默消失，实际上非常可惜。他们，都是中国的火种，一旦将这些人引导上民办非组织，他们都可以成为非常重要的“领头人”。

重访90后武汉伢 为武汉拼过命

　　彼时，方舱医院陆续休舱，新增确诊病例数持续走低，几个志愿者在临街民居二楼吃了顿饭。酒后的深夜，几个人在空荡荡的街道上大喊，“我们为武汉拼过命”。拼命的证据，往大里说，散落在这座城市的每个角落；往小里说，可以是一个护目镜、一件防护服。

　　疫情最胶着的时候，防疫政策带来的需求像潮水一样推着志愿者们往前走。有人毅然走出家门，有人逆行返回武汉，他们都没有征兆地自发成为一名志愿者，方潇便是其中之一。

　　当时，小区实施封闭管理几天后，方潇在楼下看到一位拖着防水布拖车的奶奶，后者说了几句话，就瘪着嘴要哭出来，“家里没菜还行，但现在已经没米了，再不让买，老两口就要饿死了。” 当志愿者的决心几乎是一瞬间下定的。

　　方潇一阵心酸，赶紧奔上楼，几乎把冰箱掏空，用红菜薹，泥蒿、莴苣和花菜，再加上5公斤一袋的大米塞满老人的拖车。老人掏出花布小钱包，抽出一叠10元钱递给她，方潇没要钱，把自己的电话号码给她留下了。

　　从这天开始，方潇开始募捐米、菜，79个社区的民间志愿者们为她搜集起5800个独居老人的名单，送菜分文不取。去年《新民周刊》记者采访的90后武汉伢罗皓，是方潇的“战友”，大年三十，他不顾朋友劝阻，从湖南逆行回武汉，转运物资、接送医护，买菜送菜。

　　再见罗皓时，比不了当时，多说两句就要挂断电话的慌张，言语之间多了份释然。罗皓说，当时他看到方潇一个人用一辆手推车送了铁机路保利城小区近50户空巢孤寡老人，立马就坐不住了。两人一拍即合，成立了一支武汉空巢老人服务小分队。

　　这支小分队有10多位核心成员和200多位爱心人士，组织架构也很清晰。苏州志愿者陶子拉赞助，“代表月亮消灭病毒”的发起人月亮提供全方位后勤，还有专人统计做账，监督公示。当然，还有一些特殊的需求会照顾到，他们给婴儿送过棉布睡衣，为武汉滞留者送过煤气罐，也通过文字、手语等接力为残疾人送过菜。

　　每每说起“疫情期间的主要工作”这个话题，罗皓总会出现短暂的迟疑——他们没有上级和下属，求助与交接、认领发生在几十上百个微信群里。而在当时，对于这些城市孤岛间的摆渡人来说，每一个需求都有不得不被满足的理由。

　　疫情带给罗皓最大的改变，是心态，经历了这场疫情，他觉得没有什么事情完成不了。就像他热爱的骑行，爬过高高的山坡，再走平路，脚蹬起来的惯性，反而可以带他骑得更远。疫情后，罗皓做了一个让父母都惊讶的决定——离开奋斗多年的公司，踏上了创业之路。

　　业余时间，他会和未解散的“战友”们，一起帮助老年人和特殊儿童群体，他想让自己的人生多些可能性。方潇的茶室，成为了他们的“秘密基地”，解封之后，生活的重压并没有放过他们，大象在江边的拓展基地受洪水影响，半年未开；李明的销售业绩远不如去年，而她的父亲、妹妹接连生病，日子比以往难了。

　　但他们只看向生活里的阳光，更愿意把故事讲成段子来听。“当时有志愿者帮忙给独居老人送菜。一开门，老人感动得跪下磕头。志愿者一看慌了，马上跪下对着磕头，回头他跟我说，怎么像是拜堂一样？”罗皓笑说。

　　大象仍然执着于证明“为武汉拼过命”这群人的认证。他拜托朋友问过武汉市民政局、武汉市志愿者协会，给到回答都是一个样：必须事先在社区登记、注册，拥有社区志愿者的身份，才能记录服务时长，获得认证。

理发师甘师傅 一个“差”的人

　　相比之下，方潇反倒抗拒这样的证明，她觉得梦醒了，事情也过去了，不想再拿出来放在聚光灯下。不论报酬，不计得失，这样的人有很多。“帮助别人时，我没有多余想法，做好事就做了，不需要证明，我就是一个很普通、很平凡的武汉人，只不过，恰巧在那段日子里，站出来了而已。”

　　和方潇一样想法的，还有理发师甘师傅，一名地道的武汉人。在武汉第一医院旁的白冶社区，《新民周刊》记者找到了一间20多平方米的理发店，正在给社区阿姨剪头发的正是甘师傅，只见他手拿吹风机，边吹边打理，一旁书桌上学习的儿子，似乎并未受到影响。

　　去年1月31日，甘师傅在朋友圈偶然刷到一个招聘告示：“急招理发师，为驰援武汉的医护人员理发。”落款招聘人正是快递小哥汪勇。甘师傅当时在武汉第一医院兼职开救护车，情况紧急时，一天能转运二十多个病患。直到大年初一，开始做一休二。他把妻儿送回蔡甸老家，瞒着家人就报了名。

　　第一次剪发任务是去武汉市第三人民医院光谷院区，接待他的领队名叫翁超，是上海市杨浦区市东医院院感科科长，也是上海第二批援汉医疗队物资后勤保障组负责人。甘师傅从早上9点，一直干到晚上7点，一刻不停，剪了七八十个头。“当时心里很害怕，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感染。”

　　甘师傅记得第一天剪完头发，天气特别冷，下了大雨，他回到店里，用酒精从头到脚喷了一遍，洗了澡，当时店里没有吃的，街上店面也没开，开车一路回老家的路上，甘师傅听着志愿者群里，讨论疫情，第一次不由自主地流泪了。

　　一直以来，甘师傅都认为，自己作为一个男人，不怎么英勇，平凡又普通。摊上这么个大事，也想站出来出一份力。而这样的勇气，还得感谢一个人。去年大年三十，甘师傅和一名医生运送最后一批新冠病人到汉阳，虽然戴着口罩，看得出大家心里轻松了不少。

　　那天把病人转运过去后，一般医护人员会随着车子回来，但是那名医生没有，而是选择留在了汉阳医院的病房里，治病救人。就是这样一件“小事”，让甘师傅深刻理解了救护车司机，并不只是一个糊口的职位，它代表着对病人更多的爱与同理心。

　　疫情暴发后，甘师傅还哭过两次，与第一次相比，后两次，都是喜悦的泪水。去年3月20日，甘师傅给上海医疗队剪完头发，看到他们谈笑风生，说些幽默的话，心中充满了希望。回家路上，甘师傅打开车载音响，听着雀跃的旋律，高兴得泪流满面。

　　第三次是上海医疗队离开的时候，甘师傅给他们五批医疗队剪过头发，结下了深厚友谊。返沪那天，甘师傅赶上值班，便提前一天送别。直到今天，医生翁超和甘师傅还在网络上互动频繁，互相点赞。

　　疫情过后，甘师傅收到了武汉市美发协会颁发的证书，医院院办也专门送给他一个定制的“武汉加油”背包，他每天都背着，脏了洗干净再背，不舍得换。他把疫情期间的照片全部洗出来，打算挂在店里面。“儿子今后问起我的事情，我总有故事讲给他听。”

　　甘师傅说，一年来最大的变化，就是在妻子心中的地位变高了。“我老公用武汉话讲就是‘差’，但这个差是正能量的。”甘师傅的妻子告诉《新民周刊》，说是做一休二，但休息的两天，比上班还忙，往医院跑的次数更多。

　　原来，因为甘师傅老家来武汉看病的老年人不懂得网络操作，父母便把甘师傅的电话直接公布了出去，只要有人找他，不管是不是亲戚，甘师傅都会义务帮忙。妻子说，甘师傅就是正宗的“医托”，别人当医托是挣钱，他是自己贴钱，比如，买了病号服，贴个挂号费，别人没吃早餐，还要帮别人买一份。

　　妻子嘴上埋怨着，心里却多了份理解，她知道甘师傅天生性格就这样，开春后，她重新帮甘师傅设计了黄色卷发，看上去精神了许多；甘师傅也带妻儿重回当初志愿者工作的酒店，那曾是他奋斗的地方。

方舱里的志愿者 就像大梦一场

　　在野生志愿者群体，还有一些特殊的群体，特殊之处在于他们的身份。

　　杨菁，一名新冠感染者，去年2月底，她住进江岸方舱医院，父母也相继感染。3月4日，经过22天的全封闭治疗，杨菁痊愈出院。在这22天里，她报名成为一名志愿者，用独特的患者视角，记录方舱内的点点滴滴，汇成了一本“方舱日记”。

　　日记里，有瞒着家人参加方舱环卫突击队的保洁阿姨；也有平息纠纷、解决问题，变身“万能服务员”的民警；还有把女儿名字写上防护服与自己并肩战“疫”的护士。杨菁说，出院那段时间，是在家住得最久的一次。

　　斗嘴、互相埋怨，是父母多年来的日常。以前杨菁会觉得他们很吵很烦，但现在再听就觉得好幸福，最起码一家人齐齐整整地回来了。杨菁说，自己不愿回忆这段经历，唯独想念在方舱医院的医护人员。空闲时，她们还保持着视频联系，比至亲好友还亲。

　　杨菁拍摄的“方舱日记”，记录了一位瞒着家人到方舱医院工作的环卫工人——曹大姐。江岸方舱医院在户外设置100个移动厕所，每天要进行清洁和消杀。曹大姐是第一位报名的环卫工人，隔离解除回归家庭后，至今她都没告诉儿子自己在方舱工作的经历。

　　“我来是勇敢者，回家了我就是胜利者。对我来说，这是一次回忆，像经历了打仗一样。 ”3月初，杨菁顺手拍下盆栽里长出的新芽，就像大梦一场，梦醒了，生活依然美好。而当时，一些非新冠肺炎的病患，同样也在默默承受着煎熬。

　　郑华，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医生，在安顿好不幸感染的妻子后，他毫不犹豫地报名到前线。郑华关注到非新冠肺炎病患的处境，2月14日开始，他利用下夜班时间，在云门诊上志愿接诊病人。

　　去年2月28日，郑华下夜班，刚洗了把脸，电脑屏幕上就弹出了“有人挂号”的页面，问诊的是一名肺癌晚期患者，夫妇俩大概六七十岁，老太太说自己时日无多，不想在疫情期间，给医生增加负担。但每天疼得睡不着觉，求求他开点药。

　　一年过去了，郑华多了一份冷静，他说，作为医生，用最多的时间治病救人，是他的职责，如今能带着孩子去游乐园玩耍，是莫大的幸福。方潇也觉得，人们知不知道做过的事，早就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大家多了可信任的朋友，记得大象在方潇发烧时，给社区打了十几通电话，把她送到医院——大家半开玩笑地说：“这是救命之恩。”

　　他们都是最平凡的一群人，自认为没有什么故事可挖可讲，正是这些朴素真实的想法，才转运了堆积如山的物资。谈及疫情到底在心中留下了怎样的烙印，方潇一时也说不清。她以为那些故事早就翻篇了，可前几天在武汉火车站看见穿着防护服的人，眼泪还是无知无觉地流了下来。（根据受访者要求，文中方潇、杨菁均为化名）（记者 吴雪）